旧文新栖，山水人间，慢慢读来。
这一段日子，因为一张报纸的命运刺激了很多神经，舆论和意见对几个官员落马的兴趣减却了许多。其实最近郑州翟局长和太原李局长的被处理很耐人寻味，这两个人都是在事发后押后处理的，都是先来个内部处分，不走常见的“双规”之路，怎看都像是上峰舍不得丢弃的棋子，似传说中被斩的马谡，诸葛亮泪光闪烁。 两个新闻人物，曾经都在各自的省会混得不错，都因儿女而现人眼目。翟局长是郑州二七区的房产局长，官并不大，差不多正科级了，但可以靠房吃房，是著名的“房妹”她爸；李局长是太原公安局长，官衔应该不低，多数是副厅，因儿子醉驾又打了交警，然后司机又在外面惹事而被处分。 翟局长在2011年就东窗事发，调查后给了个行政处分，那么多套的房子没有被查出来？是调查人员的能力差…
    历史题材影视中，科长是个不小的职务，观众的感觉往往不适应，像在看文言小说，思维上需要移动一下座标，因为现在的科长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不过三十年，之前的科长还是蛮大的，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多少处和局，衙门的规模很小，官员的数量自然不多。那时候，股长也是不小的官，现在早不见了。     以1983年为界，上海的一些区辖局，之前大都是“直属科”建制，是区长直接领导的科。如今天的“人事局、民政局、工商局、文化局、司法局、物价局、宗教民族事务局”，当时都是“直属科”，分别叫“人事科…
说真话难，客观地说，这难度毕竟一天天下降。时代在进步，回看三十年，社会言论的开放度已天上人间，即使还有封博、删文、喝茶和谈心，毕竟相对柔性多了，很多逆耳之语，并不需要拼掉身家性命去说。社会的开明过程，本就是官民互动的结果，当官的永远想稳控话语权，粉饰太平；在民的永远想一吐为快，针砭时弊。一来一去的，束缚和禁锢就渐渐地松了，少了。 岁末和老鲍一起去长春，途中两个人回忆了过去同事的那段日子。庆幸都没有说过假话，在八十年代积极奋起的工作环境中，我们身上都还保留着读书人的品性，没有被市侩气污染。老鲍性情温和，但一个老实人也为京城里的事愤怒了，一次和主要领导争得面红耳赤。我比他太平，早被区委安排在家休息了，领导们知道我的思想前卫，不会顺着上面…
    我们的思想不一定属于我们，曾经都被洗成千篇一律，即使有私心、有怀疑，在公共界面上，基准价值观却是一致的。     八十年代初，尽管已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我们的思想依然在禁锢状态，对马列主义理论，对领袖和组织，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上级文件精神，依然是无条件的信任和依赖，开放只是在一些具体环节上的实践。譬如开始重视知识分子和读书了，不再强调家庭出身了，上山下乡被纠正了。原则和思想上的禁区，还是不敢触及，没有上级文件，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  &…
    又是一个流言的季节，官媒普遍没有的消息，自媒会曲径通幽地传递发散。私下宁信其有，因为时下的流言大都是真实，偶尔有传走样的，多数听者也有足够的判别能力。     就事论事，本来算不得什么大事，一直有这样规矩在的。但有些官僚平时傲慢惯了，说话颐指气使，办事不肯下工夫，以为官大一级压死人，碰上一批不买账的，就捅出大漏子了。假如那官员有话好好说，无关宏旨的问题不死磕，很多事情就过去了。也活该此公倒霉，口活有风险，不该恣意潇洒地干的。  &…
长沙一年，迪哥终于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公司准备让他回上海了。计划在当地找合作伙伴，把已经成熟的业务托付掉的，正好小欢来访，我再度征求她意见是否愿意长沙？这回她表示同意了。于是特别安排了业务培训，必须接受大家的认可，才能让她去长沙。虽然一个人驻长沙，与上海在业务上还是紧密关连的，几个负责人专程陪着走了一趟，新思南在长沙，以后就是小欢当家了。 凡事皆有缘，原本就是念着小欢才接手长沙项目的，但电话联系时，她已经到上海工作了，只能临时派迪哥去顶了。认识小欢已经几年，原在武汉工作，几次陪客户来上海和我谈过业务，虽都没有成果，但聪明能干的印象已经留下。知道她在事业上有些想法，也一直在寻找机会，所以知道长沙有我们的广告业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依稀…
这个冬天太冷了，元旦之后飘了好几次雪，之前的圣诞节也飘了雪的，连着几天没有阳光，人的心情觉得暗淡。上海的冬天已很久不是这样子了，空气湿冷湿冷的，手指木僵着，时间像碎片一样四处散落，做不出什么事来。 装修还没有结束，没有照明，没有空调，房间里就像是座冰窟，没有一点暖意，真像我们小时候的冬天。小时候这样天气，我们会把煤炉提进房间里，让水壶丝丝地喷着水汽，小小的亭子间一会儿就暖和过来了。家的温馨带着冬天的背衬，存留在记忆中，冷也有冷的好处，一冷就带出好多回忆来。这些年来，冬天里一直不曾真正冷过，那些平实可人的记忆，也很多年没有翻出来过。 大概冬天的价值就在于寒冷，把过去一年都冻结了，没有了生机，没有了想象力，一切都接近于零，希望就慢慢地滋…
07年5月在中央党校学习，小组讨论：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我想先暖个场，结果引发了一场小小的论战。 我说：“企业文化是一种奢侈品，须得企业做好了，像个样子了才能说的；倘若惨淡经营，步履艰难，没有人会谈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毛，得依附在企业实力这张皮上，企业只有进入良性循环了，才会有资格/有闲心谈论企业文化建设的。” 话音刚落，一位温籍新沪商马上重言驳斥：“我不同意张先生的意见。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生命线，没有企业文化是建不好企业的”。然后他仔细介绍了他的母亲如何让他从小好好做人，他成功后如何惠泽乡亲，造福乡里，他公司里的员工如何和睦等等，证明企业文化对他极其重要。 小组长也是一个成功的温籍新沪商，他接过话题说：企业文化的确很重要，…
一个引起争议的法规，譬如不那么合理的冲“黄灯”要扣6分的新规定，免不了会引起各种各样的解读，甚至会有过度解读。因为人们想知道原委，如果常识不够解读，思维就容易发散出去。对于事先未经社会充分辩论的官方规则，人们不会满足于官方的解释，会自然地去寻找比较踏实靠谱的解释。 即使提议和起草新交通法规的人都很少开车，或者他们只开“特权车”，红灯或者黄灯对他们毫无意义。但是审议的程序也不简单啊？一道道环节过去，难道就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峻法是否真有价值？在先进的倒计时红绿灯已经开始逐步更替“红黄绿”信号体系的情况下，为行将消失的“黄灯”而引起一场社会争议，值不值得？应该记得，前几年通过的道路交通新法曾经掀起过轩然大波。 觉得问题不那么简单，经历过…
    过了元旦，人又老了一岁，更加钝感了。刚刚清楚，2013年也许是中国“黄灯”的末日。世界“末日”终于没有来，但是“黄灯”在中国的末日却悄然而至。公安部颁布的新交通规则规定：今后机动车冲“黄灯”，视同于冲红灯，驾驶员一次扣6分。是不是又是中国特色，如此激进的举措，大概是乱世用重典吧？     这几天媒体上议论排山倒海，不会开车的人大多支持新政，认为交通管理严一点好；但是会开车的都持反对意见，认为把传统意义上的“黄灯”等同于“红灯”，实际上是取消了“黄灯”，那是种“革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