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百合的话题，想到了当年的肝隔病房。已经38年了，记忆的碎片还在，缀起来还是一个花环。那场不期而来的病，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我的青年时代在病恹恹中度过，甚至一度万念俱灰。但是过去了之后，把视线延长了观察和思考，这段经历也许催熟了我的人生观，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75年暑假，本来和要好同学约定两人一起去杭州玩的。因为他对我说起，他出发前去医院检查了一遍，肝功能等都正常。于是我受了启发，也去查了，结果GPT是138，当天就被老师们送进了学校隔壁的肝炎隔离病房。中午护士还在休息，刚入院的我没人招呼，一个人傻坐在没有铺草席的钢丝床上，沮丧且无聊。病人们都各管各的，没有人来安慰，没有人告诉我该知道些什么。
肝隔病房里的病人容易恐惧，因为严格的隔离措施就像是一种暗示，得有个心理适应过程，我好几天才缓过神来。觉得应该有新病人关怀环节的，初来咋到的招呼一下，会好很多。
所以在住院一周以后，我就替医院弥补了。好歹自己是学医的，看见有新病人入院就和主动他招呼着聊聊，打消些恐惧，告诉些规矩。偶尔有病情比较重的，呕吐什么的，护士进来比较慢，病人自己又乏得不能动的，虽然知道传染性很强，但也只能我去帮了。完事后拼命洗手，反复洗就是，人在污染中，恐惧反而释然。
因为经常和大家沟通，人缘关系肯定好了，病友们喜欢到我这里来，甚至一起挤在我的床上。心里叫苦不迭，这要交叉感染的啊！但是嘴上不能说，因为他们不是学医的，说了会有距离感的。
不久又学会了理发，因为隔离，理发成了问题，好多病人的隔离期长了，头发都没法看的。病房里备有理发工具，我自告奋勇为病友们理发。这一下子人就忙了，以至于医生怕累着我，规定每天最多理五个。
后来想过，我的隔离期长达三个月，也许就和密切接触有关，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各种各样的肝炎病人，特别是理发的那些，都是“老肝”了，也许就有交叉感染。不过好处也是有的，若干年后，疾控中心的同学为我做血清检查，惊讶地发现，我血液中各种抗体都有，且浓度也可以，连难缠的“e抗原”，我也有抗体，证明我都感染过了，最后都胜利了。他们打趣说：你的血可以帮人治“大三阳”，可以卖好价钱的。不过，因为我生过肝炎，献血站不要我的血的。
离开肝隔病房的时候，我已经是病房里的大组长了。几个老病友一定要为我开个欢送会，医院里是坚决不允许的，因为病人之间也要隔离。但他们找了个和我关系不错的护士说项，趁她单独值班的那天晚上，让所有病人拿着自己的凳子到我们房间，然后一起唱歌、朗诵，热闹了两个多小时。那一个秋夜，至今记忆犹新，第二天我就出院了。像这样的欢送会，在隔离病房内，也许就是唯一的一次。
第二年去金山农村实习，“文革”尚在进行，提倡“革命加拼命”的，我和国平同学两人肩负重任，交叉隔天上24小时班，实在过于劳累，人又垮了。那真的是病了，路都走不动，一个人从金山蹒跚回来，好像是漫漫长征。回上海后是连着的长睡，但这一休息，我的病假超了半个月，不能和同班同学一起毕业了。须补假十个月，和下一届同学一起分配。
不过命运也因此转机，本来我应该离开上海的，及到1977年10月分配时，“文革”的政策已经松动。在医生和老师们的一致挽留下，领导把我破格留在了上海，人生的轨迹改变。
而且，在补假的十个月中，我都在医院中西医结合病房里实习，得以系统地补上西医临床这一缺，这对我的临床把握极有意义，单凭中医是一条腿走路，走不远的。当时中医科派出的医生就是我，主任说：医院只当我已经毕业了，处方权，病假权都有。所以我可以不受干扰地学习西医，如饥似渴，如鱼得水。在我们中医专业里，有这样完整机会的，也只有我了，真是拜病所赐啊！
中医王老师一直说我因祸得福，当年他带我们去崇明五七干校劳动时，我翻过车；带我们去佘山采草药时，我险些被开山的炸药炸；读书时又两次得肝炎，但在最关键的时候，我的工作分配却从“硬档”的外地，变成了“上海”，还真的是个迷。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但是原因无解，只能多感恩，尽量多做一点对别人有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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