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是很多人向往的东西，但有时候它很可怕。曾经有人将荣誉比作“十字架”，不堪重负。我更曾将荣誉视作枷锁，努力挣脱成功后，几近遗忘。
还真是遗忘的好，如果自己不遗忘，也不会有别人记着，甚至给你荣誉的那级组织也早早忘记了。而且自己一个人老是记着，荣誉就真的成了“十字架”了。
或许最近因为学友小草的关系，结识了好些教育界的朋友，自己心里尘封已久的教师档案偶尔会在无意中翻开，毕竟7年教龄，也不算很短。虽然亦医亦教，自己认为是医生，但这7年里的荣誉却全都来自教育。
死水泛起，我是痛恨这些荣誉的，早已忘记，早就将这些从自己的履历中抹去，它和我以后的职业毫无关系，而且还伴着许多烦恼。今天是猛然想到的，原来还有过这么多的“荣誉”随着那一段早已被掩埋的教育经历一起被掩埋了。今天突然出土，记忆就突然刷新了，干脆晒一晒荣誉的虚伪。
1977年，我留校任教刚两个月，学校年终评先进。我所在的教师小组我是组长，我当然提名别人当先进，自己刚入门，想都不会想的。却不料，别的教师组和行政组全提了我，学校决定评我为年度先进。我一听就着急了，赶忙找校长和书记，坚决要求不当，希望给我们小组提名的那个老师当。我还特别强调了，刚留校就让我当教师组长，工作已经够难了，再让我当先进，怕是工作没法做，人也没法做了。
校领导严肃地批评了我想法太多，强调了评先进的原则就是要鼓励先进，发扬先进，是根据全校多数意见评选的，不是根据你们一个小组的意见评选的。评上你就是你，大家向你学习，你自己则要再接再励，更上一层楼。我心中暗暗叫苦，只能服从。
果然，办公室几位老师开始对我冷脸相向，风言风语也开始了，我只能夹紧尾巴做人。本来一心想钻研业务的，现在政治学习也得多发言，星期四的大扫除也得多参加。除了办公室，还有自己的草药圃要除草除虫，大礼堂的屋顶积满了树枝无人清理，只能我爬，没办法，我是先进。
一年过去，又评先进，这次就没悬念了，几个小组全提了我。我在本小组还试图提别人，几个老师冷冷地说：“别装了，学校总会给你的，别再把别人顶出去现丑了。”我只能悻悻地再当了一次先进。
第三年，因为我在全市卫校教师业务统考中获得了第一名，又治好了教务长的肝病和内科组长母亲的病，大家又眼见我整天钻古纸堆，不谈恋爱不娱乐，呼声高涨，一致推我为区先进。教务长还说，区先进是不够的，建议校领导向上报我为市先进。他的理由是我业务好，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工作重心转移，这种青年不评评谁？话说得煽情，不过还真的评上了。1980年，国家正转型，需要勤奋学习，业务好的人，我就成了学校和卢湾区的先进工作者，并成了上一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的先进工作者，推也没办法推的。
磨难开始了，荣誉一旦加身，周围对你的眼光就开始变了。因为已经开始涉及经济利益，学校里工资提前晋级或加薪的事，无论加薪面的比例是5%或2%，至少有一个的，全是我的了。当然往往一年以后大家又追平了，上面有统一加薪政策下来，我也不过先行了一步。但每次加薪的时候，我的日子最难过，而且一次比一次难过。
这次市先进一评，再加薪时我又可以比别人多加一档，再加上市总工会安排我去莫干山休养，情况就复杂了，校领导的态度也开始暧昧起来。终于我露出了“马脚”，评上市先进三个月后，我去考研了。按说学校和老师早就知道我要去考研的，但还是在我考研回来后和我翻了脸。
校人事干部正式找我谈话：“原以为你读书是为了提高业务和教学水平，是为学校，所以大家推你为先进。想不到你居然是为了自己，为了考研，这和先进很有距离。”她的口气就像是领导吃了一只苍蝇，我的感受也像是吃了一只苍蝇。她通知我，原先规定的复习迎考以及考试的公假作废，要扣我的工资及奖金。
我只能无语地接受，我明白大部分教师已表示不满了，领导必须对我下手以安抚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那一年果然又普加工资，按规定我可多加一档，学校没告诉我，就把那一档揩去了。总务老师提醒我可以去交涉的，因为有明文规定，但我不想去提，志不在此。
接下来的日子好煎熬，我一个人承担了五个人的工作，除了和别的老师一样的任课量，学校还把校团工作和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及学生科工作全给了我一个人兼，还让我兼任了一个班主任，每周我还得去医院看五个半天的门诊，因为我种了些草药，我还成了学校的绿化专职干部。大家伙儿这还嫌不够，总给我指桑骂槐的声音，男的女的都有，连我自己的老师也不爱搭理我了。难堪的是这一年年底评先进时，学校最后权衡下来还是给了我。可能因为给了别人，麻烦更大，就选择让我继续扛了。
那回，我一本正经地找了书记，坚决要求不当先进了。过去的不能还，现在的千万别给了。我话说得很重：“这一张奖状换去的是我一年的青春和精神压力，我真的不要。”这时书记笑了：“你不要也得要。”
就这样，一共在校任教7年，7年都是先进，但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办公室里冷若冰窟，甚至诽谤也出来了。我深刻感到，这一年一年的先进称号，实际是一道道的枷锁，令我窒息，令我疲于奔命。校党支部副书记也是个青年，人前背后不知讲了我多少坏话，怕我不死。这荣誉的7年，是我最痛苦的7年，而这些荣誉实际上对我毫无价值。
1984年夏，区委组织部长直接调我去区委报到，同日，区卫生局党委的调令也来了，让我去卫生局报到。组织部让我别理睬他们。我终于挣脱了荣誉的枷锁，在组织部填表的时候，我发现除了市、区各一次的荣誉之外，其它7次让我备受煎熬的荣誉，提都不用提的。事实上，即使那两项还可算算的荣誉，颁发单位又何曾再记得你呢？对我的未来又有何意义呢？
刚刚离开两三个月以后，学校突然对我是一片赞誉了，其实荣誉的枷锁不仅仅是套着我的，也套了大家，只不过对我的阴影尤重。以致于我刚进组织部几个月，年底的评先进又给了我，并给我加一级工资，我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杯弓蛇影。我找部长坚决不要，因为我是9月底才进组织部的，不到半年。部长说：“就是破例了，相信组织部的同志们能正确对待。”果然，大家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但我还是把在学校时的荣誉从记忆和履历中坚决彻底地抹去了。
隐隐地知道，在我离开以后，学校的团工作、学生科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都配了专人负责，加上一个人的任课量和每周五个半天的门诊以及绿化工作，原来当年我一个人干了五个人的工作，荣誉真的害死人。让我欣慰的是，原先一些嘴巴最尖刻的人，很快就在背后说我好了。除了认识到我当年干的活多之外，我一个人干的效率比几个人干要高也是因素，学校本没有那么多的鸟事。
回头看看，岁月已旧，荣誉如灰。其实也只是我在学校时才有用的，但它的作用偏偏是煎熬，让我难受，一旦挣脱，便绝思念。这不二十多年了，方才偶然想起，有什么意义呢？先进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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