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崇明五七干校学习期间，一天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一宿舍沉睡的人。干校的总值班叫起了和我们睡同一宿舍的周老师耳语了几句，周老师马上叫我和另一同学穿好衣服跟他一起出去。
那时，我们常有紧急集合的训练，起床穿衣服的速度很快。但就两个人在深夜跟着老师出去，感觉有点新奇。我悄悄地问老师：“我们干什么去？”周老师说：“跟着我出诊，隔壁农场有人急病，我们现在马上出发。”总值班已经将干校医务室的药箱拿来了，农场的来人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我们几个打着手电，跟着来人出了干校，走进了夜幕覆盖着的田野。
进卫校已经一个多月了，医书还一本都没有碰过，医学课一堂未上，根本就是门外汉，所以对于跟着老师深夜出诊有一种朦胧的职业憧憬，感觉很来劲，兴奋得真想哼歌了。才18岁时候，本是容易兴奋的，只是想着此行使命的神圣，所以脸上还是保持着严肃。
没有月亮的乡间小路，夜色漆黑的十分难走，带路者走得很快，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跟着。手电光在前面淡淡地晃着，温柔地拉开了夜幕，为我们引出了一条去路。崇明农场的夜很静，我们急促的脚步声和呼吸声，在夜空中是那么的清晰。此刻，平时凶巴巴的周老师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我们的西医内科老师。我们都知道他的工资很高，每月有180元，是区卫生系统里少数几个享受保留工资的医生之一。当时一般的医生也就70-80元的月薪，能过100的没几个，像他这样的高工资足可令人咋舌，浮想联翩了。今夜，正好有机会跟随这个高薪医生出诊施治，真是机会难得。
约莫走了个把小时，遥远的夜幕上出现一个亮点。带路人说，快到了，我们的脚步于是加快。慢慢地，灯光渐渐地亮起来，大起来了。及到目力可辨的距离，已依稀可以辨出前面那幢房子的门开着，门框上倚着人影，应该是在张望等待我们的人。那边肯定也在说：“医生快到了。”遥远的夜幕中，看见有几支手电筒在晃着，是一种希望的韵律。
我们两个同学赚了个便宜，连医学的皮毛都不懂的，就在人家期盼的眼光中成为了一个神圣的医生。周老师一进门，就立即查探了病人的状况。那是农场一个连部的值班室，病人躺在墙角的单人床上，脸色苍白。是胃出血，除了便血之外，还呕吐过咖啡色液体。周老师熟练地给病人量了血压，数了脉搏，查看了眼睑膜，然后询问病史。
旁边几个女的介绍了病因，因为不高兴，快过年了，轮上留场值班，回不了上海，心里郁闷，又喝多了高粱酒，于是就倒下了。病人的表情淡漠，除了周老师问他的事情答一下，没有多说一个字，眼神中透出的是一种空朦。房间里的空气很压抑，其它几个轮上留场值班的，一定也不会高兴。已是1974年的头上，社会上的革命激情早已成了强弩之末，过年回家已是生活的重要目标了，失望的沮丧加上大口喝酒，胃粘膜的防线于是崩溃。
几个上海知青头脑很活络，连队离场部医院太远，他们认为附近的五七干校一定会有医生的，就连夜赶来求援了。想不到正好有一队医生在此学习，算是找对门了。周老师问了连队的卫生员有没有氢氧化铝凝胶？回答说没有。他就要了几片胃舒平，让我找个碗研碎调成凝胶，再让病人服下，保护胃粘膜。再让服用一片颠茄介疼止痛，然后关照第二天将病人送县医院或上海再治，夜间出诊于是完毕。看得出，一屋子人的心情此时已经明显轻松起来，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那里见过胃部大出血的样子？深夜里的农村又是叫天不应，叫地不应的，换谁都会紧张的。
不觉已是黎明，几个农场留守青年执意要送我们回去，我们肯定不从。本是为了脱胎换骨接受思想改造去的，还是豪言壮语满天飞的时代，正好是表现的机会，但是周老师很实际，他手一挥让我们别推托了。然而他们能够送我们回干校的交通工具也就一台牛车了。那时候农场的条件很艰苦，连队里连手扶拖拉机都没有。那个看样子是负责人的干部满脸陪笑，说不好意思，也只有牛车可以送了。
就这样我平生第一次坐了牛车，平生第一次的医生经历也在学医开始之前初涉。几年以后，我在区中心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病房当住院医师，收治的基本都是“上消化道出血”的病人，那次在崇明深夜出诊的经历一次次地被唤醒，那夜田野上遥远的灯光经常会在脑幕中亮起。
五七干校和知青农场早已成了历史，那星遥远的灯光和那个晚上一屋子青年的无助，也早已成为了历史，就连我的医学生涯也早已成了历史。人间已经天翻地覆，我18岁时看见的遥远的灯光，却是抹不去的记忆，让我一直知味着今天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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