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博客，因为教师节，我悠悠想到了自己生命历程中的一个个老师。从小学到研究生毕业遇到的老师，特别是小学和中学的班主任，一个个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
上苍待我不薄，人生一路，遇到的老师都很好，硬把我从一个亦城亦乡的孩子培养成一个读书人。尤其是在小学，班主任老师是学生公共人格形成的主要楷模，印象自然深刻。
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记住的有三个：一年级的张永校老师，三年级的沈丽珠老师，四到六年级的张伯申老师。
我小学一年级是在宁波鄞县的农村小学念的，校长、老师就一个人兼，1-3年级实行复合式教育，班主任也当然是张永校老师兼掉了。就这人生初阶的一年，他让我认识了什么是敬业，什么是慎独，什么是师道尊严。学校就他一个人，却从不见他偷懒、放羊，反而严肃严厉，积极进取，教学质量很高。我姐在他那里读了二、三年级，他对我姐弟俩这两个上海借读生特别偏爱，当然偏爱的结果是要求更高，而不是护短。以后我姐转回上海升四年级，我回上海升二年级，我们在知识的衔接上没有一点问题，张老师的水平也可见一斑了。
从乡下转回上海济南路第一小学读二年级以后，我应该是有一段适应过程的。在农村生活了两年多，上海的一切对我都新鲜，一个班几十个学生，一个年级有9个班级，早上在马路上全班排队，然后老师来接，领进校门，升旗做广播操。新鲜的还有做眼保健操和下午的午睡，放学后的课后小组做作业，这些都是我在农村小学中没有经历过的，得花心思适应，所以二年级的班主任就没有印象了。
三年级时换了个班主任，叫沈丽珠，一个瘦小的女老师，戴着眼镜，教我们什么学科已忘记，但记得她家住崇德路。正好三年级时班级里初次建立少先队中队委员会，沈老师让我当了中队主席，所以我常去她家汇报工作，听取指导。好像那时候班主任老师蛮喜欢学生到家里去谈事的，而我去老师家里的时候也总是很高兴，总认为那是一个学校以外的神圣去处。
四年级时，换了个男老师当班主任，叫张伯申，个子很高，教数字的。张老师让我们男生很带劲，常带我们去踢足球，马路上几只书包一放就是球门，二十多个男生分两队踢着张老师带来的胶皮小足球，像模像样攻防起来。偶尔也有大孩子过来捣乱的，这时候，张老师俨然就成了我们的保护神。此时，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伟岸的男人。
张老师让我们最开心的事情是带我们去人民广场踢球，那可是件上台面的事儿，没有老师带，我们哪敢去？当然，这确实是张老师对我们的奖励。他说过，我们学习和纪律一好，他就带我们去人民广场踢球，我们学生自然领情买帐。毕竟，上人民广场踢足球是件很男人的事，回家也是可以说说的。张老师家住吉安路，我去过好几次。周日，我去吉安路买早点的时候，经常看见张老师也在排队，感觉有些温馨。
可惜好景不长，四年级时，“文革”已经开始，不久我们也“停课闹革命”了，我的中队主席随着少先队的解散而被自动免职。五年级时，学校成立“红小兵”，自然就没有我这个“黑五类子女”的份了，自此对班级有些生分和寂寞。不过，张老师待我很好，从来没有歧视过我，没有让我受过委屈。甚至，他在我小学毕业时，给我的评语很好，以致于我一进中学又成了班级里的临时召集人。
这三个老师在教我时的年龄都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都是刚结婚不久，我们好像还去偷看过张伯申老师的新娘子，长得很俊的。
成年以后，我一直没忘记这三个教师。回老家看外婆时，特地去看望过宁波的张老师。到区里工作后，一次正巧在区教育学院的员工名册上看见张伯申的名字，也特地骑车去看望过他。我就读的济一小学建制早就撤销了，教师们早就各奔东西，不是由于那次的偶然发现，和张老师的见面也就难了。
小学在60年代念的，那是一个比较纯洁上进的年代，老师们的形象都很正面。我们学生们大多像今天的农民工子女，除了本身的童蒙未开，还有对上海这座城市，这个社会的童蒙未开。老师就像是我们人生中的一道道栈桥，引导我们慢慢地走向人生的大海。
小学时代，老师的示范和教育至少让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先人后已。那时，学校组织看电影，老师就是把电影票摊放在讲台上，然后学生干部先拿，学生再一排排上来拿，加座票一定是学生干部先拿掉的。记得小学期间，我看电影一直是坐加座的，当然，老师也是加座。每次坐加座看电影，我总是感觉神清气爽。老师并没有过多地说教，这样一个简单地示范和教育引导，给学生内心植入的却是一种永恒永恒的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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