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陈苏生先生是中国一代名医，生于1909年。24岁时上海中医考试第一名，由国学名师章太炎先生题牌开业于淮海中路尚贤坊。
恩师先后师从海上名医沈仲芳、钟符卿，42岁时从师中医名宿祝味菊，兼涉西学，著《伤寒质难》，创“八纲”学说。解放后，被中央卫生部调京任中医研究院编审，是中央医疗小组成员之一。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61年去新疆自治区中医院行医。73年因病回沪，谢绝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邀请，应卢湾区卫生局之邀任卢湾区中心医院顾问，每周看五个半天门诊。
1979年，经卫生局领导推荐，先生同意，我荣幸地成为恩师的开门弟子。直至我84年夏从政，五年中每星期三单独在他淡水路289号三楼的家中侍读聆教，另外五个半天随恩师看门诊，其它时间在学校任教和搞科研。
恩师有七个子女，最小的女儿也长我七岁。中医的师徒情同父子，恩师和师母虽未明说，实际上心里一直视我为“老八”。在我曾经低落时，恩师就对我说过，如果过不去，可以和他一起过的，一片慈父心！当然，作为他喜欢的大弟子，在感激师恩之余，我肯定会自己去发奋努力的。
恩师每有大事必带上我去。那时，上海中华医学会仰恩师之名声，常安排他去中华医学会给全市医生讲学，恩师就带我去侍讲，他坐在讲台上讲，我站在一边写黑板。二十多岁时，能跟着一代名医在中华医学会讲堂的黑板上板书，是一件十分长脸的事。
恩师个头不高，说话中气十足，声音洪亮，衣饰整洁。他对病人非常友善，不分老少妍媸，始终笑脸相迎，医德崇高。他的家境并非大富，却在七十多岁时，把自己行医的全部积善2万多元，捐给了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用作中医研究，这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应该已属巨款。
他的大儿子当初为照顾父亲只身赴疆，但他回沪后，儿子却无法回来了。恩师看病时常遇高官，按当时的政策，他若开口或许也能解决儿子回沪的问题，但恩师终未开过口。他非常注重人格，非常体谅组织，严于律己律家。
恩师目光远锐，胸襟开阔，心情豁达。他反复告诉我，做人真诀十六个字：
“助人为乐，不乐即退；
与世无争，有争必让。”
行事真诀十二个字：
“拿得起，放得下；
进得去，出得来。”
健康标准九个字：
“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
这些明理，言简而意义深远，我至今受用不尽。如今常有人夸我心态好，遇事放得开，其实恩师的16129真经早已植入我心。
恩师的学术核心，一曰“学”，二曰“辩”，三曰“易”。他治学严谨，一辈子在学习中，先后拜过三个老师，这是中医界里少有的。他学习中医，还力求西医印证。以后恩师长于带教西学中班，这与其之学大有渊源，和原来学西医的学生容易产生共鸣。
恩师之学，不谛于医。还包括哲、史、政论。先生写得一手好字，尤以米字为心得。他家里有很多名家中堂，他每月一换，总有一段故事可以告诉，让我发蒙开眼界。
恩师学而好辩，从不死守旧理。他喜欢提问，更喜欢学生给他提问。他常说：“学问是问出来的。”他从不文过饰非，从不回避失败。他认为每个医生都会有失败的经历，但大多数医生是不愿去谈失败的，只愿谈成功。他认为只有肯坦然面对失败，研究失败的医生，才会有进步。他写的医学名著《伤寒质难》，就是从记录失败案例开始形成的论著。恩师对我说，从失败写起，是这本书的唯一特点。
恩师从不允许我假他的名义发表医学论文，他直言我的水平不够量，会坏了他的名声。我们之间分得很清楚，他指导过的同意写上指导，他的文章是我整理的会写上张建君整理。
学辩之后就是创新，恩师一生致力于创新。他尝试着从各个方面对中医理论进行创新和突破，讲稿都是他自己写的，密密匝匝，字迹工工整整。如果不是1957年的事，他的学术著作应该不止《伤寒质难》一部。
恩师的用药自成流派，他治病很少用成方，但强调用“药对”。通常是一对一对地用药，阴阳互用，刚柔相掣。“药对”是先生发明的中医方剂学的法则。“八纲”是恩师发明的中医临床辩证法则，首见于《伤寒质难》。
1957年的政治灾难，使恩师的“药对”理论未入中医学正论，“八纲”的发明成为了“无名氏”的贡献，此乃中医学术之不公。恩师一笑了之，但我作为学生，却是要一直说下去的。我曾写过论文发表在1983年的《中华医史杂志》上，谈及了恩师对于中医“八纲”理论的贡献。然而至今，全国中医教材中仍未指明先生对此的贡献，今特以网文誌之：中医论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此学说是我的恩师陈苏生先生首先归纳提出来的。
事实上，中医界对恩师的学术成就也一直是景仰的、肯定的，但只及人，不及学说。1980年，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编辑全国《名老中医之路》丛书，先生列第一辑，排第19位。但先生依然“与世无争”，不愿在书中谈“八纲”是他发明的，自称毗陵下工。文章是我执笔整理的，题目是《回顾与前瞻》。
1986年，卫生部委派中央新闻制片厂来沪拍摄纪录片，曰“抢救老中医”，恩师被点名首批进行拍摄。那时我已离开医界，恩师仍执意唤我回去同拍电影。当时，他的学生已经十多个了，大都是上海各大医院的院长和主任，论学术都是我的长辈。但恩师以中医门户之礼，仍以我为大弟子，坐头把交椅，依照排列先后弟子，记录片中恩师只把他的论文和我已发表的论文放在一起拍摄。
恩师开明大义，1984年，区委调我担任官职，我不忍弃医，周围也一片反对声。盖因彼时我在医学上已有建树，前景看好。但如为官，也可解决我当时生活中的一些无奈。
犹疑中，我去问了恩师。他淡然地说：“去吧，中国不缺好医生，但缺好干部”。我由此定夺，以后的奋勇工作，亦与师意有关。
恩师仙逝于世纪之交。弥留之际，我去探视，他已目不识人，口不能语，但仍能模糊地叫出我的名字，家人称异。但我心中明白，恩师于我一向严肃，但心里却是深深地喜欢我这个学生，或是“老八”。他早已把我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我的性格很像他的青年时代，他可能视我为他的精神延续。
那天临别前，已弥留状态的恩师口中呢喃自言“到常州去”。家人以为恩师在噫语，让我别管。但我却明白恩师的意思，他是常州武进人，武进出名医，辖下的孟河镇在中国晚清医界形成过“孟河派”。恩师教我时，一直神往武进的医源，作为他的大弟子，我并未随他去过那里。此刻，在恩师弥留的意识中，应是突起了他和我的这条线，总是师生一段。或者这就是冥冥之中的沟通，我把意思讲给恩师的家人听，大家戚然怅然。不久，恩师就去世了。
告别恩师的那天，发现一些依靠他成名的人没来，心里愤懑，但想想恩师的戒言，也就罢了。
忙碌商海，不再问医，与恩师家人也久无联系。晚饭后忽生思念，翻书一看，恩师正好百岁，是以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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