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季，R对我讲的那些话，至今不能淡忘。
那天上班前，我如常去病房，R平静地对我说：“我知道自己的病，已经看过书了，肾脏占位性病变都是恶性的，你不用瞒我了。我想把身后事拜托给你，一旦我不在了，你务必要替我照顾好我的父母，帮我把女儿带大。”
事发突然，我不知如何是好，先答应下来：“你放心！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我一定会尽力的。”
R和我都是从这个医院出去的，曾经我是医生，他搞行政。彼时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又是同班同学关系应该特殊。
进华师大没有多久，R就发现他的小便无痛性出血，尿检红血球“满视野”。一般而言，临床遇到血尿，有痛方好，可能是尿路结石或尿路感染引起的；如果不痛，麻烦就大了，基本是C（肿瘤）或者TB（结核）。
当时R四十岁不到，是家里的独子，医院里十分重视，临床检查很快就排除了肾结核，然后去华山医院做当时最先进的CT检查，查出肾脏有直径1厘米的“占位性病变”，后来又被更先进的核磁共振检查确认。
做CT时，R的心情低落，他对陪同检查的我说：“我一个人有些怕。”
我说：“不用怕的，我陪着你。”
机器转动前，医生让我出去。我说：“他有些紧张，我陪着他。”
医生说：“不行的，那是制度，而且这比X摄片的辐射要大。”
我说：“我也是医生，知道这后果，你就让我陪着吧。”医生终于不赶我走了，我站立一旁，看着R在CT机中过堂检查。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纯真。
也就是CT和核磁共振的诊断结果让R绝望了，然后向我交代了后事。
我答应了R的请求，但还是坚定地对他说：“我并不认为这是坏病，现在只有血尿和CT诊断，没有任何临床体征和症状，这并不能说明，你得的就是肾癌了。而且任何一项新的技术检查，一开始不一定成熟，有可能出现偏差的。”我让他淡定，承诺会尽一切办法去努力的。
当时干部医疗由我分管，我让医院一定要先确诊病因，要积极寻求上海各大医院支持。当时上海有个“肾脏病协作组”，每月一次在静安区中心医院举行大型疑难病会诊，上海各大医院的肾脏科权威专家汇聚。这比之前我带着R一家家医院去会诊好多了，高手们可以互动讨论，医院设法让R挤了进去。
第一次会诊，众多专家一致认为，CT的检查结论可以信任，建议再用抗痨药诊断性治疗，看看是否可以止血？但一个月下来，依然无效。
第二次去，来了一个市六医院的B超主任，他是泌尿外科主任出身，改行搞B超，做肾脏的位置感和透视感都特别好。他号称用B超检查肾脏，结论比CT还准。
会诊中，就他一个人持不同意见，他根本不相信众专家和CT已经有的结论，力排众议，认为这不是肿瘤。他说：“必得我做B超以后，才能确证。”
有医生对我说，他敢这样坚持，肯定有戏。果然他替R做了B超后，否决了CT和众专家的诊断意见，斩钉截铁地说：“这肯定不是肾癌，我敢保证，什么治疗都不需要做的，观察几个月就是了。”
R和我欣喜若狂，一身轻松。不久R就执意出院了，随后他延续几个月的血尿也自然停止了。他再没有去检查过肾脏，也没有确诊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至今活得好好的，估计他差不多都忘了这事了。
很多年以后，我和上海交大医学院的领导们一起吃饭，说起过这个怪病，提出过一个猜测：R的颈项部有明显的浅表性血管瘤，是否肾脏的局部也可以有？然后血管瘤意外地破损了，导致了无痛性血尿？并在CT检查中出现密度改变，疑似“占位性病变”？大家认为有此可能。
一场虚惊，也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R由于医院的认真检查免吃了一刀，保全了那个藏着谜团的肾脏。因为如果确认肾脏有占位性病变，而病人的一般状况又不错，外科手术摘除患病的肾脏，应该是首选的治疗方案。
一个B超检查的神话，从此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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