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初，我们第二次野营拉练开始，依然是20天。所经的郊县中，松江县取代了第一次路过的奉贤县。但是这次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细了，学校说，身体不好的同学可以请假不去。
我动过请假的心念，因为平足，第一次野营拉练时走得艰难，特别是从杜行到齐贤的那一次，雨中泥路行军，我的体力已接近崩溃。而且因为过量的长途行军，我的左膝关节下面的胫骨粗隆得了无菌性炎症，已打过三次“局封”了。
但最终还是决定去，男人好胜，不想示弱。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已经学会了“理发”，沿途正好可以为贫下中农的小孩理发。更重要的，因为我是学校写作组的成员，学校说在野营拉练时，就是校《野营战报》的“战地记者”了。这是顶不错的桂冠，所以我隐了病情，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向亲戚借了一件自行车雨披，路上防雨。
第一站是松江的九里亭，从米市渡乘船过黄浦江。两次野营拉练的第一站如今都很出息，第一次的杜行，正与浦江世博家园相邻，我们卢湾区有好多居民动迁去那里；第二次的九里亭又正是现今商品房的集中地之一。这两个地区都很远，正好都是我在十四、五岁时步行一天到达的地方。
学校里已经重新编了班级，我们的班主任是年级组长，也就是“营长”了。平时差不多的老师，一旦野营拉练，立马有了高低，当然至少是个“排长”。我暂时成了“无冕之王”，按规定，学生在宿营地是不许乱走动的，更不能上镇里买东西吃。但“战地记者”，就不受约束了，这种感觉很好！
第二站松江住农民家，第三站是石湖荡，然后沿着沪杭铁路线行军。那天下雨，我们走了一段铁路就走回公路了，路边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教师，穿着一身花雨衣，正站在路边啜泣。没有人劝她，军令如山，我们都像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中的英法联军那样，只顾向前前进，没有人和她说话。那一幕情景，都三十七、八年过去了，依然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枫泾是第四站，一座美丽的古镇，已到浙江省的边上了。我们所住的那个村里有一座石桥，桥那边就是浙江的地界了。在枫泾休整了三天，我则抓紧时间写稿子，团部每到一站，都要出一期《野营战报》的。我要保证每期都得交文章，不是报道，就是散文。报道的基本内容是好人好事，艰苦奋斗、纪律严明等内容。我们写好稿子交团部，宣传干事刻好蜡纸，用笔一刷油墨，一张油印小报就出来了。
第五站是金山县当时的县城朱泾，我们的宿营地在僻远的农村，和在松江时一样。这一次野营拉练的“紧急集合”发生在朱泾，因为在居民区，半夜里没有吹哨，是老师来推醒的。然后夜行军到第六站张堰，那是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的故乡。在张堰匆匆写完了夜行军的感想，又特别采访了我们排的炊事班。
他们不容易的，好不容易学会了烧柴火灶煮大锅饭和炒青菜，到了张堰，灶头却是烧砻糠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并亲眼目睹，灶头边多了一个铁皮进料斗，勺一把砻糠放进去，灶火还挺旺的。
第七站是松江的华阳桥。第八站是上海县的莘庄了，这一次我们一共擦边了三个县城，莘庄是上海县的县城。眼看着马上就可以回到上海了，“军情”却真的发生变化了。我们奉命驻扎在原地待命，足足待了三天。这样，这次的野营拉练的总天数就超过20天了。
原来是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来上海了。上峰怕野营拉练的行军让“空军一号”在天上看到，这一线九个站，有好几支“部队”在路上，全上海还有其他线，共有几十万工人和中学生在成建制地行军，人家一准以为在大规模调集部队，容易生疑。上峰估计美国人有可能误会的。人家不会想到我们国家会让成千上万个学生娃，在野外像准军事部队一样地步行训练的。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天上轰鸣起来，一架巨大的波音707飞过我们的头上，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了。从此，我们身边战争的氛围渐渐开始消解，以后野营拉练也没有了。中美之间的坚冰一旦融解，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也慢慢消解，再喊“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的口号好像也不合时宜了。
就这么当了一次没有闻过硝烟的“战地记者”，写了十来篇“战地新闻”。说来也怪，这次野营拉练我一到宿营地不能马上休息，还要写稿子，但是人却不如第一次那样感觉累，因为人又长大了一岁，体能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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