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是用来说明对中医的某种认识的，缘起于一次邂逅。好朋友姜总是青年时代知交，学识渊博，对民国海军史研究出过专著，也上过凤凰大讲堂，后来改行搞了证券。前些时候出任上海一家国资集团的副总，并兼任一家子公司的董事长，和下属一家大学的校长。
应邀去他那个大学谈合作，车上的话题，居然是中医和西医的比较。中药树皮草根真的能治病吗？姜总原是推崇中医的，现在问这话，一定是有了反思。年轻时候，很多知识先入为主，他对中医的认识，就从我这儿开始。
1988年初春，我们一块去成都、重庆和武汉出差，那年上海正流行甲肝，我们中有个女领导，回程从重庆上船后一直不舒服，胃口不好，面色差，时有恶心。到武汉时更加重了，大伙儿着急，她自己更急，来自疫区，又有消化道症状，自然会有联想。一天饭后，我去她房间问候，顺便为她号了脉。然后对她说：“你肯定不是甲肝，是有喜了”。她惊呼了：“这怎么可能？”我说“为什么不可能？”
回上海一查，果然是妊娠反应，这下我在那一圈里神了。姜总是最信的，后来他太太怀孕，非得让我号脉判别男女。那是很难的，脉诊“寸、关、尺”、“三部九侯”，虽有判胎儿性别的记载，现实中却未曾见过如此神技，只能硬着头皮上，号脉结果是男孩。后来果真生了男孩。于是在他面前，中医就更加神奇了。
很多年过去了，他今天突然问起中医问题，应该有另外的用意。
我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中医粗放些，是自然的模拟体系；西医精细，是实证体系。很多病在两种理论体系中殊途同归。譬如感冒，中医说受寒，治疗也是解表祛寒；西医就是Cold，也是受寒。只不过中医认为是“寒邪”致病，西医认为是因寒冷致局部抵抗力下降，病毒失控而所致。治疗也差不多，中药解表，实际上是通过扩张皮肤毛细血管而“发汗”；西医治感冒也扩张毛细血管的，但只能改善症状，祛不了“病毒”。
感冒通常是自愈的，吃不吃药都一样。除了高热和人特别难受，西医反对给感冒病人用药的，特别反对用抗生素，但现实中，医生却未必正确执行。因此，就感冒而言，中医真的认为用药能祛邪，反而比那些明知不应用药而依然乱用药的西医要实在些。好像用树皮草根改善症状，总比用化学药品及抗生素要卫生些。
医学的发现，本来都是偶然，中医是、西医也是。只不过中医停留在自然阶段，西医努力去实证了。就今天而言西医是科学的，但在秦汉、唐宋年间呢？中医因粗放的有效，维护了一个民族的健康；西医因求证无门，反而缺少治疗方法。譬如发热，中医辨证施治五花八门，卓有成效；中世纪以前的西医，却只能“放血”治疗，像是巫医。
中医在当时国际上的地位，是和当时中国的GDP相符的，非常强势，曾经日、韩等国都来中国学医，至今有“汉方”，就是一证。
中医的问题在于后来没发展，西医却在西方自然科学的带动下后来居上。中医的不发展是因其理论体系已无法更新，但也不能说一无是处，多一个理论角度去认识疾病，应该没有坏处。知道这样也未必能够说服姜总，只是既然说了，就得努力把道理讲清。
回家以后，想起了鲁迅，他也是反对中医的，他去日本学的是现代医学。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吸收了现代医学，改变了医学体系，当年中国人学西医，大多是到日本去学的。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著《故乡》，中学时人人念过，情感的力量很强，少年闰土的形象很丰满，以至于后来成年闰土的迟滞和木讷令鲁迅和读者扼腕。
文章是鲁迅写的，两个闰土也是鲁迅对比的，但如果站在闰土的角度呢？是不是也看出了两个鲁迅？少年鲁迅是自己的玩伴，两小无猜，成年的鲁迅是见过世面的大人物，和自己已不是一会事，所以反应不迟滞、木讷才怪呢。闰土已经适应了自己的生活，鲁迅没有必要去改变他。
中医也是一样，就把它当成闰土好了，一样有人格，一样有生活的目的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活得更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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