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上海世博会期间的一次小小合作，一个国企老总约我吃顿饭，竟然跨了两个年头，前几天刚刚碰头。坐在一起的时候，相互认出是20年前一起去新加坡学习的“同学”，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之前在世博合作时，我们就是做事情，双方负责人都没有见过一次面，但合作进行得很愉快，原来缘分就有这么远。餐间说起当年我们在新加坡的日子，真的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群土包子进城，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外面的世界，对我们的教化还真不少，有许多东西在太阳底下一晒，就觉得七奇八怪了。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有很多回肠荡气，很多忍俊不禁。
那时的普通新加坡人，大都不知道“上海”这个地名，对于中国，他们只知道“北京”和“台北”。据说很多新加坡人以为中国人还都留着大辫子，戴着瓜皮帽呢。
而新加坡的老板们，根本无法理解当时上海行政性商业公司名称的意思，譬如“区烟糖公司”和“区烟杂公司”，他们无法理解那是因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在业务上并无二致；还有“区土产杂品公司”，那是干什么的？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的“百货公司”里为什么不卖吃的？什么叫“区副食品公司”？还有“区服装公司”和“区鞋帽公司”，为什么要把衣服和帽子分开卖？“区服务公司”是做什么的？我们熟得不能再熟了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性公司，对于他们像是天方夜谭。
那夜和新加坡商会的企业对接，我一一介绍来自上海的企业时，当地的老板们都是一脸的疑惑，提了好多问题，我只能一次次停下来，努力解释清楚，距离不一定会产生美，我觉得有点意外。随后的对接就乱了套了，搞超市的盯着我们的百货公司，对我们安排他们和“副食品公司”去对接，觉得一头雾水，而那些我们国内很热门的“服装”、“五金交电”等公司则基本无人问津。
还有职务介绍中的笑话，当时刚刚搞“党政分开”，企业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总经理是“一把手”，党委书记起“保证监督”作用，但出国显然不方便介绍党内职务，书记们的名片都统一变成了“董事长”。在我介绍之后，新加坡老板都把热情给了“董事长”们，围着他们说话，总经理们都受了“冷遇”，弄得我们的老总们和书记们都有点尴尬，估计以后出国不会再这样改身份了。
和“同学”一起回忆有趣的往事，觉得了岁月的浪漫。光阴荏苒，现在都老了，但都认为20年前的那次学习很有意义，那是我们第一次走出国门见识现代化，学习现代商业，差不多万象更新的意思。连“茶歇”都是在那时初识的，课间有茶和咖啡喝，有各式点心吃，在20年前肯定是新鲜事。记得当时最受欢迎的点心是“星洲米粉”，每次都是一扫光的。
只是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从此将告别贫穷，国家从此开始一日千里。欢声笑语的回忆，是光荣与梦想的历程。我们之间，又一项小合作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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