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让一个人消失，故事天真得接近荒唐，那是因为年轻。
   
八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季和秋季，社会发生了很多事，我们的部里就不太平，区机关有人在大院门口贴出了一张时尚的大字报，全区就此一张，恰恰是我们组织部的一个科员贴的。这个人平时的话不多，谁也想不到，他会去捅马蜂窝。因为贴大字报的是组织部的人，基层的舆论顿时喧哗。
   
我是在“七一”过后才回部里上班的，之前区委书记让我呆在家里，那是一种爱护，也是对我的一种界定。我也难得悠闲，正好在同济读研，可以按时去学校了，课是没人上的，那就多看看校园风情。那时候，校园里很热闹，气氛有点悲壮，多少让我有点感染…
   
一回到办公室就听说部里出事了，召集几个部长开个会，问题还真不少，有一老一青的两个同事天天吵架，闹得我们整个三楼不安生，分管部长和其他同事都劝了，但是劝不住。几个部长对于贴大字报的性质，意见也不一致，我说那只是违纪，也有人提出要等上级的口径。
   
我先把吵架风波给平了，年轻的那个正是贴大字报的，顺便也了解了一下原因，就是因为同情而致的一时冲动，什么动机都没有。吵架的原因更简单，就是对于五六月份风波的看法不同，两个原本很要好的忘年交，一时就水火不容了。我很快说服了年轻人向长辈道歉，接着说服长辈要接受道歉，彼此都认可对方没有原则问题，年轻人就应该先让一步了，老的也该宽宥。
   
马上再开全体大会，风声鹤唳之际，人心快散了，得明确态度。先让那两人当众自我批评，握手言好。然后说到大字报问题，我依然认为那是纪律问题，因为大字报的内容并没有碰什么线。我在会上表明态度，如果最后此人要受处分，我也一起求处。我是主要负责人，部下有这种问题，当然不能免责。然后其他几位副部长都表了一样的态，部内的思想统一了。
   
但是我们对外的工作很难做了，基层都在议论组织部的人贴大字报，一些党委书记当面向我嚷嚷，说基层同志在辛苦地维稳，你们上面的却在唱反调，这工作怎么搞？虽然我平息了几个单位的怨气，但其他同事却真的难以开展工作了。我向区委领导汇报了情况，认为必须当机立断，此事已不是一个人应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了，涉及到组织部的形象，如果有口径下来，此人要处理，组织部也是难堪的。
   
区委领导没有表态，他们从不提及此事。我至今感激当时的这些领导，他们大概相信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当时涉及区委机关干部的几件敏感事，都是我处理的，把人调出了事。所以我只能自己去了断了，出面召开了一个秘密的临时会议，分管书记和我们三个部长参加，我说好会议不做记录。
   
大家都明白当时的尴尬局面，也不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清查运动正在进行，这个人是议论中的一号种子，舆论盯得很紧。我说：“再这样下去，组织部的工作就难了，就算最后把这个人处分了，我们的工作也会受影响，还有部内同事间的感情呢。”
   
我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说：“大家听了以后，反对的可以表态，我就不做。如果不反对的可以缄默，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我对诸位唯一要求是：如果今天大家不反对，将来万一被查时，大家可以沉默，但不可以主动说自己不知道。”
   
没有人说话，我继续说：“我打算把这个人送澳大利亚留学去，他之所以会贴大字报，就是因为去澳领馆打探留学问题时，在大街上感染了情绪，回来后血脉贲张了。那就成全他，这个时候，领馆的签证很松。我决定自己犯一个小错误，放他一条生路。他人一旦消失，区里就没有什么好议论的了。”一片寂静，这是件对大家都利好的事，没有人说反对，我宣布散会。
   
听我说要放他走，那人惊呆了，他知道规定的，清查运动结束之前，所有人都不可能获准离开。他已提心吊胆了一阵子了，担心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会掉下来，一听马上放行，肯定喜不自胜。我让他秘密行动，不得告诉任何人，所有的手续由我一个人签字。
   
真的很快，不久签证就下来了，那人九月份就走了。我关照过他不要和部里的同事告别，不要和亲属、朋友道别，那时候，从机场拦截回来的人员不少，我们这也去拦截过人的。果然，他人一消失，议论就风平浪静了，我们的工作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后来的政策口径也不像想象中的那般严峻。
   
然而我在政界的拐点就这样埋下了，外人都不知道一直风风光光的我怎会没戏？一起参加那个秘密会议的人都是以后可以影响我前途的人。决定之所以说是沉重的，因为我很清楚，接着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组织上没有错，我的确不成熟，于是我在一年后提出辞职，准备去香港的一家公司任职，可惜没有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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