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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圳的感觉一点也不陌生，甚至比去得次数更多的广州要亲。大概是每次去都有一个目的，都有一个结果，然后都有一段故事的缘故。我的三次去都是为了商务，都有战略意义，都有当地客户作陪，然后结果和故事却只有两个。因为这一次才刚起程，尚未开始。
   
首进深圳是在1991年，大部队十多个人，由陆副区长带队。直飞广州办事后，再坐火车去的深圳。酒店是上海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安排的，具体已忘记。目的是去考察上市公司深圳宝安集团，深入洽谈淮海中路139号地块的土地批租业务。在当时还苦不拉几的上海人的眼中，深圳的公司都是肥得流油的有钱的主儿，我们是一点也神气不得的。说实话，光凭去深圳还得办特区通行证这一条，我们已觉自己是“二等公民”了。
   
当然，除了考察宝安集团，对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前哨的城市的学习和了解也在我们的行程中。其中包括去沙头角踩一脚香港的土地，采购几件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当然主题还是要学习如何解放思想，扔掉脑子中那些陈年烂芝麻，感觉就是去取经了。
   
在宝安集团，我见识了中国现代企业的办公条件和环境，也算是开眼界了，心中暗记以后我们上海人也要这样。参观的过程中，宝安集团还每人送了我们一套股票的样张，中间他们的股票机时不时地会响起，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和我们打一声招呼后去关注一下。那天他们的股票好像是翻红的，每次看后他们员工间会互相打招呼，眉开眼笑。
   
这就是特区！这就是特区人！这就是特区的工作和生活！一切都是那么的现代和动感，经济毫不修饰地主导着一切。我们这些来自大上海的官员和商人，在深圳就像是当年的沂蒙山区人走进大上海一样。一切都是新鲜，一切都可以让我们一惊一咋的。当然我们屏住了呼吸，没让人看出来。好歹也是从上海来的，好歹我们是来谈生意的，不能显得“太土”。
   
和宝安集团的生意最终没有谈成，淮海路大改造的“中华牌”最终没有打成，他们甩掉我们去浦东了。商业行为就是这样的简单直接，没有拖泥带水，资本的流动与行政级别及工作态度无关。紧接着我们的目光就全盯着香港企业了，好像和香港人谈判土地要比和宝安集团谈容易。价格都是他们定的，我们没意见就是，其它问题也容易沟通。这样港门一开，上海人就很少再去深圳取经学习了。
   
二进深圳是在1998年初，我和区建委、规划局和住宅办的三个头同去。我当先头部队，上午先飞，然后下午去机场接他们三个。他们是为我去的，当时我刚下海不久，深圳国商集团有意打入上海的商业地产界，想在淮海中路盖幢楼，无奈政府不接待。规矩是我在政府工作时由区政府定下的，淮海中路的土地批租只接受香港上市公司排名前20名以内的公司。那是在宝安弃约以后的决定，深国商当然无法规避，托了好多人都无效，最后找到了我。我去一说深国商的规模和实力，区里倒也同意考察，这次3个人就是和我一起去考察深国商集团的。他们正好要去香港，拐道深圳先工作，然后再从罗湖口岸去香港。
   
此时的上海人早已是“鸟枪换炮”了，他们说好住香格里拉，钱自己付。我也和他们一起住，当然钱也是自己付，我干咨询是拒绝客户为我承担食宿的。当天晚上，他们3人请我吃饭。本是一起的同事和战友，知道我在本区旧城改造和淮海路建设中出力不少，刚刚下海，大家也有意支持我一下。区领导也同意，只要和我有关，这个项目可以破例给深国商做。
   
事情实际上已经定了，他们说去看看是例行公事，总不见得不看过就同意？当然深国商的饭是不吃的。所以尽管深国商的宋总极尽接待之能事，他们也就是过个场。回去以后，很快就同意将淮海中路南边靠南北高架的最后一块地批租给深国商了。我知道这个意见一定是区委区府的主要领导都同意了的，几乎也没有什么谈判，很顺。
   
那年的五一节时，深国商的宋总来上海签约了。见她是一个人来的，我的心中有些嘀咕。此时，区建委主任已升任分管建设的副区长了，他率员在复兴公园的PARK97酒吧里接待宋总和我，笑容可掬。土地批租合同很快就签了，只要宋总的深国商在10天之内付妥定金就生效。
    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大家都高高兴兴。我的心却嘀咕得沉了下来，签这么大的一个合同，深国商不至于就宋总一个人来？我在政府时处理过很多土地批租项目，香港人都是极其重视的，通常都来十多个人。批租金玉兰广场时，那个老板甚至是双腿跪在地上签的合同，人生一搏，他也是有点怕的。宋总好像太轻松了，有点不对劲。所以当新任的副区长接下来准备招待午餐时，我让他免了。我知道他是给我的面子，通常这顿饭应该是由投资商安排。
   
正逢香港金融危机，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深国商有问题了。果然，宋总签完字回去后，再也没有来过一次电话了，合同自然就成了一张废纸。可能他们不介意失去这样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可我却是一脸茫然了。我的心里明白，这是区领导和兄弟们帮助我创业的礼遇，只是自己遇人不淑。之前，四川成都的一家公司也是通过我运作的，土地、规划什么都批了，只等动迁。但他们的资金链断了，我白干。这次淮海路项目的含金量更重，但好像我也不能说是遇人不淑，金融危机下的企业情况我是能理解的。
   
只能相信命了，不该我赚钱的项目就如此，很顺而不顺。我这个人大概就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拼搏才能见正果的，原本下海，就是因为自己擅长于搞房地产的前期运作。当时我在社会上占尽优势，每次去成都时，奔驰或凯迪拉克都是在飞机的弦梯旁接我的。可惜了，机会就这样一次次地浪费。深国商的这一次是伤我最甚的，区政府最后把这一块土地变成了绿化，至今我走过那个公园时，心中总有涟漪。
   
其实就是因为那一次，使我不想再和大型项目有深入的挂钩了。慢慢地就离开了房地产界，拐向了实业发展之路。
   
这第三次进深圳，还是为了商务，却是为了世博产品的项目。一个人去，那里有博友廖老师的接应。事先我让公司为我订房时，注意避开了香格里拉，住在对面的富临。
   
其实这一次倒是更像文化之旅，商务的特征并不明显。我因世博而为香云纱，欧阳先生因香云纱而为世博，大家的交流中更多的是文化的碰撞，没有谈到过一个钱字。合作合同当天签完，在饭桌上我向廖老师和欧阳谈及了我此前二进深圳的故事。
   
虽然年代已久，回忆之门一旦打开，每一样东西还都是鲜蹦活跳的。那就一瞥而过，把视线留在今天。因为有了文化上的沟通，因为近在眼前的世博，相信这第三进会是一种完美。这次，我想在深圳建立和欧阳合作的公司。对于深圳来说，我也可以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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