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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钓鱼执法”的诡辩是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然而主人翁却不是皇帝，只是一个特定的基层公务员群体和社会利益群体，其中肯定不乏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我们的公务员队伍里早就弥漫着一股不良风气：不想干活。在蜂拥赴考公务员的现象背后，是考进以后不想干活的风气，然后领导们还层层默许，终于形成被动的链接。
   
“黑车”该不该打？当然应该，但是没人想好好干活，就只能用“钩子”了。以罚款当经费，还有盈余可供快活，不动脑子的上司也认定是创新。甚至不惜动用成本奇高的司法去掩护，毒瘤越长越大。
   
权力一旦溢出，就会走火入魔，本来行政能力就弱的，就会局面失控！这不，非法“钓黑车”的“钩子”钓得手滑了，就在权力的掩护下，干脆诬良为盗了。鱼儿一旦进入了法网，白鱼黑鱼就一样的命运伺候了。
   
然而一旦诬良为盗，正义就开始反击邪恶了。但可能是因为积重难返，涉及面太广，上海有关方面一开始是不愿意面对真相的，刻意让群众去“不明真相”。然而水平实在太低，人格太差，推脱中，却是自己越描越黑了。
   
真奇怪，如今的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办公条件越来越好，能力却越来越低。九十年代，像这样的事件，区里在处一级的层面上就解决了，市里派个科员到区里，已是兴师动众了，谁不当回事？
   
1991年卢湾区拆除远东最大的马路菜场巨鹿路菜场，共拆除8000㎡的钢结构天棚，混凝土摊位的菜场，及几十处违章搭建，清理占路300m的农贸集市，同时要解决菜场的临时营业场所，保证居民的供应连续。就3天拆完，2天清运完垃圾，也就是在处级层面上协调解决的，领导只听汇报。下面只怕领导不开心，不满意。
   
1992年，卢湾区决定将在建的淮海中路152号裙房9000㎡的商场的产权和经营权分离，剥离了几十家参建单位的经营权，集中成立淮海商都。也就是在处级层面上协调完成的事情，现在怎么了？像“钓鱼执法”和“莲花大楼倒覆”事件，连一个区的层面也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已不仅仅是不想干活的问题了，事情已经“异化”。
   
特别是“钓鱼执法”一案中，恶性的思维定势已紧紧地烙在了此间每一个干部的脑中。他们对社会上任何的责疑都表示诧异和抵触，甚至可以艰难地去做通法院的工作，以获取法律上的救济。而不是设法从源头上努力，去控制“黑车”。
   
从客观存在着“钓钩”的事实看，至少有人不希望真的打“黑车”。因为“黑车”就是他们的财源，他们才不愿意把“黑车”消灭干净呢，水清则无鱼。所以，只要存在着“黑车食利者”，“黑车”一定是越打越多的。
   
从10月20日，浦东执法局敢于指鹿为马，高调回应市政府的调查令的事实来看，上海的朝纲好像已乱。一件任何正常人都可以判断出来的是非，一大批享受着国家公务员待遇的人却在集体糊涂，集体护短，早已是“冰冻三尺”的事了。
   
虽然说，现在知错要改是好事，但长达多年的集体麻木和这次长达几周的集体抵触和傲慢，我想总得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吧？
   
前几天，我接连写了几篇关于“钓鱼执法”的小文，不是为了凑热闹，而是作为一个上海人的义务，也顺便为一些还在官场里工作的朋友提供一些看问题的角度。好多问题，在官场看和在民间看是不一样的。
   
例如整治“黑车”，官场中有人可以堂而皇之地说“不钓鱼没有办法管”。民间却以为：“早干吗去了？认为只要无人辞职的岗位一定还是有人干的，还不至于没法干”。
   
同样的问题，浦东执法局和闵行执法大队招聘公务员时一定也是门庭若市吧？面试时是否有主考官问过“黑车”该如何整治？想必不会，因为他们压根儿不想正儿八经地去整治。
   
顺便一提，浦东执法局那天请出个工会主席来应对舆论是十足的懦夫行为，工会主席本是代表内部职工利益的，是大队长的监督者。为行政的权力驱使去应对舆论，既是对舆论的不尊重，也是对工会的不尊重。
   
问题已经开始被重视，我认为领导不应该宽宥那些给上海造成恶劣影响的责任人。信不信，一旦彻底打碎“黑车食物链”，就可以解决黑车问题，被执法违法者搅乱的道德和法律也有望返正了。正是重阳，阴霾渐消时，想起那一句美丽的词：“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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