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新华社的一个朋友聊天，谈及改革开放三十年，都不掩饰对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的敬仰和崇拜。他的伟大之处，绝非常人之心可以揣摩的。
   
我们没有谈大道理，私下的说话，大家直白，无任何政治上的作派。我对朋友讲了很多年前的两件小事，足显邓公一个国家领袖的胸怀、胆识和远见。
   
一件是“出国留学”，新中国建立之后留学生一向是公派的。改革开放的一条，就是改革留学制度，开放因私出国留学。改革一出，党政机关的舆论哗然，主要是担心人出去留学了，不回来。所以政策的贯彻期期艾艾的。邓公发话了，大意是坚决.开放，不要怕人不回来，一百个出去就是回来一、二个也好。胸怀博大，自信天下，十分了得。在这样的号令下，因私出国留学的大门洞开。各级组织得到的命令是不得阻拦，虽然仍然会有思想未跟上的单位有个别掌权的还会阻拦，但整个社会大势已定。去日本的、去澳大利亚的，成群成群地去。因私出国留学，大多是学语言去的，门槛较低，只要找个担保人，有学校肯收就行了。很快首批出去留学的人就成了打前站的，又带动了一批批人出去。那段时间我在区里工作，经常是忙不停地批准因私出国，因为有命令，而且内心也同情，没有卡过一个人因私出国留学。
   
二十多年以后想起，这是何等有远见的决定啊！一来，在文革后大批知青返城，国家经济尚未起飞，放开因私出国留学则成功地缓解了就业压力；二来，让很多人出国，直接学习国外的先进科技和文化，为国家日后的腾飞拓宽了人才培养之路；为国内的相应家庭和朋友开阔了视野，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舆论环境；三来，很多因私出国去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学语言的实际是打工挣钱，是变相的劳务输出，钱汇回国内增加了外汇储备又刺激了国内消费。由此，一部分人也先富了起来
   
令人信服的是，出国的人慢慢地开始回来了。一开始是少数回来，我89年在同济念书的时候，同济学生出去几乎没有回来的，但政策坚持开放不变。直到上世纪末，回来的人开始多了，如今海归已不是新闻了。而我们的生活好起来，又和邓公这个决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以邓公这样的背景思想怎么会如此深远和透澈，竟是如此坚决呢？实在令人佩服。
   
另一件事是“学电脑”。这在80年代几乎是奢侈的事，但邓公指示：学电脑要从娃娃抓起。这就更玄了，他老人家肯定不懂电脑的，更不可能知道学电脑的路数，他怎么知道学电脑要从娃娃抓起呢？以当时的社会背景，家里的电器都不会让娃娃碰的，珍贵的电脑怎么会让娃娃玩呢？
   
教育的实践表明，学电脑确实应该从娃娃抓起。人机对话是另一种沟通方式，娃娃容易学，很多娃娃甚至可以无师自通，而一代电脑“娃娃”的成长更使中国迅速地跟上了现代化发展的潮流，享受了由信息化带来的经济全球化的好处。邓公的远见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留下了福祉。但他的远见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如此坚决？我们就只有崇拜的份了.
   
朋友非常同意我提的这两件事，与当年发生的很多政治、经济大事来比，这两件无疑并是小事，但也足够表述了邓公的见识之远，而且都在将近二十年后得到证实，真不容易。
   
最近凤凰卫视报道，非洲国家突尼斯为解决乡村无电脑设施，农村儿童无法学习电脑的困难，政府为了推动现代化，派出很多装满电脑的大巴下乡，供排着长队的农村孩子学习。相比战火或饥饱中的其他非洲国家孩子，突尼斯的农村孩子还能学习电脑真是幸运。但相比今日突尼斯，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孩子是多么幸运啊。
   
前不久又遇到那位朋友，他兴奋地告诉我，自从那次我们聊了这两件事之后，他常和人谈起同样的话题，大家也都有同感。一滴水可以见太阳，我们共同为拥有这样一个伟大领袖而感到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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