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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随不识字的外婆在农村生活，懂得“敬惜字纸”的神圣境界。外婆常对我说：“字是神圣的，任何纸，一旦写了字，就不得乱扔，那是亵渎神灵的。”在路上，外婆凡见有字纸在路边，总会念着“罪过、罪过”捡起，回家恭敬地放灶火里烧了。尚未读书的我，耳濡目染了外婆的言行，自然铭记在心，对字纸也从不轻慢。长大以后，就慢慢地过渡到对于知识和学者的尊重了。
   
我尊重所有有知识的长者。中学时代，学校后勤组有一个右派姓孟，原是教物理的。正“文革”时期，他整天只有打杂劳动的份，逢人总是低着头。但我见到他时，还是怀着一颗尊敬的心，因为听说他很有学问。终于，在一次学农打前站时，孟老师也去了，我们长谈了几个小时，我问了他好多事情，他告诉了我很多学问。这唯一的一次，是永远的感受。
   
中学时候，和一个同学同桌了三年，但从未在考试时让他偷看过我的考卷一眼，任他埋怨，我就是不肯，认为这样有渎道德神圣。即便读书无用，你就无用好了，不想读书又何必在意有假成绩呢？
   
学医的时候，幸运地被陈苏生先生收为徒弟，领教了陈老治学的严谨。譬如，他明言不允许我的论文冠他的名，一来他自己惜名，二来不想让我心浮气躁。他讲得很清楚，各中医杂志社都约他写稿，我的论文一旦冠上他的大名，就不会有退稿的。但他就不允许，除了不想让我坏他的名声，还有就是想让我扎扎实实地自己去努力，让我依靠自己的实力去攀登学术高峰。在严师的约束下，我还不敢一稿多投。那时候，退稿一般要三个月以后，我在84年前共发表了8篇中医学术论文，平均每篇退稿5次，也就是论文完稿后得在一年后才能发表。
   
我写的每篇医学论文，陈老都会一一细看、质疑，让我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有时，我对这没完没了的修改感到很烦，但每次修改时，居然还发现真有好多可以修改的。就这样，我的每篇医学论文，陈老少则让我改三、四次，多则让我改七、八次，去芜存菁。
   
记得有一篇发表在《河南中医》杂志上的论文，因为题材的准备和思考成熟，我一气呵成，并年少气盛地用了三天时间写完。交给陈老后，他很久才还给我，上面附了一张纸，写着“你花了三天时间写完，我用了一周时间看完，做学问是踏踏实实的事情。”让我着实不好意思了几天。然而，陈老却在中央卫生部为他拍文献纪录片时，把我已发表的论文放在他的论文中一起拍摄，胸怀辽阔，师恩浩荡。
   
师从陈老第四年时，陈老赠我一本他和他的老师祝味菊先生合著的《伤害质难》一书。这是1950年上海大众书店再版的，初版是1947年发行的，国医大师陆渊雷、徐相任、秦伯未、章次公作的序。书的封面和篇首上写着“山阴祝味菊口述，门人陈苏生记。”陈老告诉我，祝味菊先生医术高超、学问深奥，他在平时记录了老师的一言一行终成此著，但为了《伤害质难》的版权，他和老师打了一场官司。
   
书是祝太老师的身边人去付印的，版权页上没有陈老的名字，陈老提出了要求，祝太老师认为算了，陈老还是提起了诉讼。此事震动沪上，更在当时保守的上海中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认为学生不应该告老师的。但陈老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学术问题要实事求是，思想是老师的，但写作是他的，版权上应该有他的名，不是为了版税。陈老告诉我：“你以后终究会知道这件事的，我得告诉你我真正的态度。我挚爱老师，但这场官司至今无悔。”我倒认为，陈老思想新派，有法的精神，这场五十年代初的官司，极有可能是新中国的知识产权第一案。
   
几年以后，到同济大学读硕，导师沈荣芳教授兼院长，但仍有足够时间关心、指导我的论文写作和答辩，其他的副院长黄渝祥、何秀杰等教授依然对我们每个学生详加指导。
   
这段时间，我们每个学生都煞费苦心地在寻找自己的论文课题，我是在毕业以后二年的有效期内找出课题的，都是与实践相结合的课题。记得我的课题是《淮海中路商业街改造的投资管理模式》，共6万字。答辩后，获4.97分，导师们为我庆贺，认为我为学校增了光，因为答辩的导师都是从外校请来的。
   
我至今清醒地记得自己在完成论文过程中的情景。已在工作环境中，白天要上班，下班开始写作。唯一的奢侈，就是留下个助理为我跑腿，留一个打字员为我打字。论文及资料统计分析，全是自己一笔一划地写的，答辩时的原件至今藏着，是一种自豪。
   
今日感悟，就是因为一路这样走来，脑中老师的群像灿然，好像一直在看着我，鼓励我、促成我养成了科学求真的习惯。甲秀之今日，应该与我的学习之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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