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企不好搞，因为基因有缺陷，先天遗传问题。国企是国家权力的外延，不是纯经济概念。凡事只要与权力一沾上边，就“性本恶”了。
   
这与体制没有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也一样。一开始也有国企，结果就是搞不好，遗传基因缺陷，大锅饭的弊病都一样，只能“九九归一”搞国转私。
   
这方面做得最出名的，是我们年轻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她大刀阔斧，把电信，自来水等公用领域的国企，全部私有化了。“铁娘子”的称号，也与此有关。
   
英国那些个国企在私有化了之后，效率和效益都提高了。所以西方人愈加推崇“私有制”，认为那是搞活经济的“原力觉醒”。
   
自80年代起，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加大了对我国经济援助，但附带条件中，都有推行“私有制”条款，我们不承诺就拿不到钱。
   
当时我们官方在私下认为，这是“亡我之心不死”。无奈人在江湖，只能作出承诺，因为搞经济不能做“无米之炊”。
   
但是搞着搞着，我们的私有化也春光无限了。人家非但没有亡我，反而引入了常春藤。大道至简，是骡子是马，拉出来一遛就清楚了。
   
基因重要，各得其所。经济有经济的套路，政治有政治的色系，用政治统帅经济，好比让一只让猫专吃狗粮，不生病才怪。
   
回看58年的“大跃进”悲剧，我们从前都说是“好大喜功”冒进，没人在意，社会上的企业，已经“基因突变”。
   
“黔无驴”，我们原本也没有国企。解放后，没收的敌产变成了国企。然后通过“公私合营”政治运动，私有企业都被“招安”成国企了。
   
基因变异了，原本的经济单元，从此要讲究政治正确。厂长经理人选，也有了行政级别，懂不懂经济，则退而求其次了。
   
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大肆侵入经济领域，“大跃进”也就没死角了。倘若没有“公私合营”，企业还是私营主体，行政命令“大跃进”，也是搞不起来的。
   
权力天生“性本恶”，所以要有监督。但作为权力外延的国企，则不仅“性本恶”，这“恶”还被金钱给放大了。
   
所以国企的监督机制，在理论上要比党政机关严，除了套用党政监督机制，还有上级业务监督，社会审计，下级职代会等监督。
   
但也就是理论上严，实际则天高皇帝远，鞭长也莫及。
   
国企“基因缺陷”，远比私企脆弱易病。就说搞个工程，国企一定要经过招投标，因为是权力的外延，一定要有管制。私企就不需要了，钞票是自己的，谁会想瞎来来？
   
招投标也不是万全计，细菌会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权力也很容易让各种监督管理措施失效的。基因先天不足，红药水紫药水不解决问题。
   
认识国企的“基因缺陷”，不是说不要国企了。出于安全、战略等考虑，政府愿意牺牲些利益搞国企，进行战略卡位或解决些实际问题，也是应该的。但那不是说，国企有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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