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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的班主任老师周映芳是年级组长，中一时教我们政治的，现在改教我们语文了。副班主任蒋纯清老师，教我们生物。那时候没有生物课，叫“农业基础课”，简称“农基”。那时的物理课和化学课也没有，就叫“工业基础课”，简称“工基”。
   
两个班主任都是女老师，周老师三十多，蒋老师快五十了。因为周老师是年级组长，蒋老师常常像个班主任，她家住浏河口路，我去过好几次。周老师很严肃，不苛言笑，蒋老师则比较平易近人。
   
重新编班后的学习在浑浑噩噩中进行，经历了中一年级混乱的波涛汹涌，我甚至还莫名其妙地被工宣队的许师傅抓去关过一天禁闭“受教育”。所以到了二年级人很消沉，一直孑然一人，不和任何人说话，加入红卫兵的申请书也被我要了回来。
   
这样寂寥的日子，文学梦却渐渐向我走来，也改变了我以后的命运轨迹。一天，周老师让我去办公室，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学校要成立写作班，让每个班级推荐一个人参加，她决定推荐我去，问我是否愿意？我当然愿意，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事会轮上我，知道周老师把这唯一的名额给我，份量应该很重的。
   
周老师说，进写作班要考试的，但她相信我能够过关。果然第一次活动就是考试，各年级每个班一个人，加起来也好几十个人了。第一轮考试以后留下了十个人左右，很快就只留下我们年级的五个人了，两个男生，我和刘云涛，另加三个女生，只记得其中一个姓钟，一个姓何。成为校写作班的五人成员之一，可是一份荣誉。从此，我专心致志于写作。
   
写作班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每周一次，由校政宣组的工宣队师傅负责带教，第一任是沈师傅，第二任是时师傅，好像文字能力都不错。和别的大老粗工宣队不一样，这两个师傅在工厂也是舞文弄墨的。到了中三年级，工宣队大多回厂了，写作班改由卢志权老师接管。卢老师北大数学系毕业，文笔也很好，他又是校教工篮球队的主力，穿10号球衣，篮球打得很棒，是我们男生心目中的“星”。
   
第一个带我们的沈师傅对我们五个人寄予厚望，一直在引导我们要成为未来的作家。校黑板报的稿件被我们五个人包了下来，我们每周要向带教的师傅或者老师交一篇稿件。以后，学校又编印了校刊，主要是我们五个人的文章。
   
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很充实。在这段没有书读的时候，我每周都有小灶吃，都有事情做，每天四、五点钟起床，练习写作或者看书。那时，晚上七点半就入睡了，早晨起得早，正好练功夫。因为是校写作班成员，班级里的黑板报稿件，自然也由我包了。
   
“文革”期间，写作班是个吃香的名词，连班级里的小流氓，不让着老师也会让着我三分。他们也有很多事需要我帮忙，大家都是邻居，他们的父母只允许他们和我交流，晚饭后他们想出去活动，必须得我去叫才行。他们会求着我去叫，但我也和他们有约法三章，不能坏了我的名声。偶尔，早恋的小流氓也会拿着女同学写来的情书，厚涎着脸让我帮忙回一下。所以我在中学时代就写过不少“情书”，这也是小流氓们的最谢我之处。
   
所以在中学时代，我没有受过苦，小流氓们在敬重我的同时，也绝不允许别的小流氓欺侮我的。有一次，我课间上厠所，被别班的男生打了一下，正好被我班的小流氓看见。这还了得，他们马上把那个手痒的抓来，听候我发落，我当然不会动手的，由他们教训了这人一顿。读书成绩差的班级，打架的风气一直是剽悍的，我狐假虎威，在那混乱的年代，倒也落得个安生。
   
让我在校写作班暂露头角的是半年以后的庆祝建党五十周年大庆活动，当时沈师傅让我们五个人每人写一篇歌颂党的文章，校黑板报要出专辑。1971年7月1日，这是什么时代？我们小孩子根本不懂，一直认为自己是在红旗下、糖水里，心里充满了纯真的感情，我满怀激情地填写了一曲《满江红》，交给了沈师傅。
   
沈师傅一看，问我是否完全是自己写的？我说是的。然后他大喜，把我写的《满江红》登在了校报的中央，于是我在学校里也就出了名。
   
顺便翻出我在15岁时的红色习作：
                                半纪风云，历征程千辛万难。
                                毛主席，创立中共，屡挽危澜。
                               
建雄兵转战南北，
                               
驱倭剿蒋全球赞。
                               
天安门开国升红旗，
                               
巨人站。
 
                                神州兴，人民欢；
                               
搞建设，前程灿。
                               
文化大革命，清除隐患。
                               
马列主义大普及，
                               
革命生产双发展。
                               
万里征程一步方出，从头迈。
   
其实这算不了填词的，但确实是我平生写的第一首词。于是在中学时代，诗歌就成了我主要修为的方向，毕业时，写作班辅导老师卢志权还特地送了一本《诗韵新编》给我，终生难忘。当然，在写作班里，我还学习写过几篇短篇小说，都登在了校刊上，做足了美丽的文学梦。
   
在学校以写作出名以后，就没有得闲了。紧接着的第二次野营拉练，我就成了战地记者，每到一站，不能休息，先忙着采访、写稿，然后登在《野营战报》上。以后的学工学农又得为《学工战报》、《学农战报》写稿。毕业分配时，学校出了本诗集，抒发毕业生的革命斗志，我写了其中的将近一半。
   
印象最深刻的是中二年级时，中三年级有个叫徐梦星的同学，因为71年国庆节的晚上在淮海路上扰乱社会秩序，当街扒了一个女生的裙子，而被公检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很重，“刮台风”时都这样的。判决下达后，学校派我和刘云涛去采访他，然后写一篇报告文学，分析他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
   
从今天来看，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让两个孩子去做一件根本不懂、而且毛骨悚然的事。不知道当时工宣队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当然最后人没让我们见着，但全部的卷宗让看了，我们也写出了七、八千字的报告文学给学校，在老师中间传阅了。
   
文学梦最后没有圆，我寄出去的投稿全数被退回，但校写作班的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生活却有很大影响。以后在学工学农时，我的劳动比别人少。本来手脚笨拙，干活不麻利，正好学校让我写稿、出黑板报之类的，也就常常“脱产”了。接着的是以后学医时的分专业，估计因为我的写作基础，才让我去学中医的。而在中医领域，我正式发表了好多篇中医论文，赚了不少稿费。
   
周老师一直教到我中学毕业，她几乎没再找我谈过一次话，也从来没对我笑过。但我内心一直感激她，感谢她送我去写作班，让我在那个混乱时代有了相对系统的学习机会。在我毕业时，她还是出于一个老师的公心，想方设法地让我继续读书，没让我按“档次”去务农。我没有求过她，她也没有对我吐过半个字，但我理解，我还能继续读书，是她起的作用，她是年级组长，又是学校的毕业分配组长。
   
中学毕业后，我没有再见过两位老师。十六年以后的一天，我在组织部接到了周老师的电话，她怯生生地说想找我一次，我开开心心地接待了恩师。周老师说：学校里在评高级教师职称，她申评政治高级教师，区教育局认为教学能力不响亮，要评高级有点悬。她说我对她是了解的，能否为她写个教学能力的证明材料？
   
当然没问题，我马上动手写了几张纸给她。没有评价周老师的教学能力，我理解那只是教育局的借口，周老师在“文革”中比较红，可能是真正的原因。但她那时并未做过坏事，所以我写了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周老师把全班唯一的学习机会给了一个当时什么都不是、而且正在人生十字路口彷徨中的我。如果当时她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引导教育我，或者我走向歧路也未必。少年逆反，我的成份又不好，本已在消沉中，说教对我已毫无意义。周老师因材施教，给了我人生路上一个重要的台阶，就是她的能力证明。
   
当时中学刚开评职称，评审的大事仍由组织部把关，周老师即使来申诉，我也是可以处理的。但面对自己的老师，我以学生的名义写证明，好像更妥帖一些。看见周老师拿到证明材料后，那一脸由衷快乐的笑容，作为学生，我的心里也是宽慰的。
   
我没有给教育局打过电话托或者讯问，这样的证明够份量了。后来我从人事局那里查到，周老师已获晋升，她没有再来找过我，这是一个本该她的职称。突然就想到了，人生中很多冥冥相连的因果，做好事终有好报。做老师的一生付出，当学生的一生难忘！当老师踌躇无力之时，或许有学生可以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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