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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志愿军的认识，孩提时期的理解很简单，那是好人的队伍。小孩子搞不清楚成人间的那些事，从来只把世界上的军队分两种，好人与坏人。志愿军、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都是好人的军队；联合国军、日军、伪军、国军和还乡团等都是坏人的队伍。就这样，“志愿”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甜味。小孩子喜欢甜，喜欢吃糖，任何好的东西必然地会与甜味相关连的，也简单。
   
随着年龄的增长，“志愿”这个词的意思渐渐地就复杂起来了，印象中单纯的甜味，慢慢地变成现实中杂陈的五味。甜的继续甜着，譬如入团申请被批准后要填《入团志愿书》，那可是件令人激动的事。因为当时把关很严，只有经过考验的先进青年才可以加入。因为付出过努力，又是一种组织和社会的认可，所以填写志愿书时，几乎都有过浮想联翩的经历。随后会有入团宣誓仪式，开头的一句定是“我志愿……”。
   
这样的“志愿”依然是甜味的，甚至还有点酒香，有点醉人。这时候，肯定没有把“志愿”这个词与儿时初始的“志愿军”概念联系起来想过，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就是各管各的。只是紧接着中学入团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使“志愿”的味道开始变了。
   
我是73年中学毕业的，当时大学的门对读书人都关着，只对“工、农、兵”开放。中学毕业就得去工作，工作就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现今具体面向什么已记不大清楚，反正，面向农村和边疆是肯定有的，那是气魄大、刺激强的就业工程，没有人会忘记的。“面向工矿”肯定是有的，在当时，那是张美丽的“画饼”，对多数青年是仅供看看的，所以也是一眼难忘。
   
计划经济时代，工作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学校设有学生毕业分配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将学生按家庭条件分“档次”，然后按“档次”对号入座去“四个面向”。毕配领导小组中还有家长和学生代表参加，叫“三结合毕配”，以示公允。摆明了就是一种判决，可偏偏还要你去填写“志愿”，还鼓励你写“决心书”，用大字报形式在学校里显目处张贴，以示心志。那时候，学校一定是“浆糊大户”，后勤组里像奶粉一样一袋一袋码放的化学浆糊是专供学生张贴大字报用的。
   
填“志愿”是每个人必须做的事，写决心书却未必，但是你如果是“先进青年”似乎也是必须写的，而且你的“志愿”必须是填“农村”或者“边疆”。当时学校里和社会上的口号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你的“志愿”可不能这么填，必须写明“务农”，才算先进，否则就是落后。“志愿”的甜味开始揉碎了，开始杂进了辛、酸、苦、涩。从此，“志愿”变了味。
   
明明是自己不愿意的事，非要你“志愿”；明明是按“档次”对号入座的，非要你“志愿”；明明是组织决定的事，非要你“志愿”；你不能真实地说出你的“志愿”，必须按组织上的意图，“山寨”自己的“志愿”才对。
   
走上人生的第一步，居然就是学做“山寨志愿”。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看到“志愿”两个字，就很容易联想起强奸和虚伪这些负面的词来。
   
已是“文革”的晚期，极“左”的热情早已是强弩之末。“四个面向”已经执行了五年，谁都知道贫下中农可以给城里青年“再教育”些什么。其实，执行命令就是了，硬让青年去填写“山寨志愿”实在是种亵渎，是对原本神圣的“志愿”一词的亵渎。
   
我自然也填写了要求去“务农”的志愿，也捣了桶浆糊去张贴决心书：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务农！填志愿是例规，贴决心书则是为老师想的。她是毕配组长，她的班级里没人贴决心书，她的脸上会不好看。班里的其它同学早就知趣认乖，服从分配就是，决心书是不写的。所以当平素不大说话的我突然地贴出了决心书，老师大概感动了，私底下问我真心话。我自然说出了真心的“志愿”：我要读书。
   
我就这样学了医。期间，分专业时我们又填了“志愿“，这次是遂愿的，我“志愿”当中医。三年后毕业又要有30%的人去农村或外地当医生。仍是指标，仍是按家庭条件分档次，但仍然要填写“志愿”。学校仍然需要一些学生去当冤大头，曰：“扛大旗”。我是学生头，自然躲不了的，而且我的档次也该去外地当医生，干脆伸头一刀，主动“山寨志愿”。想不到最后学校不让我去，不是因为特别喜欢我，而是有五、六个同学病假超时，成绩又差，不能毕业，他们共同扯上了我，因我的病假也正好超时。此时组织上就需要我留下了，所以我再扛大旗也无用。此一刻，我自己内心的“山寨志愿”已成行货，我坚持要去外地当医生，相信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但是组织上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口惠”，为了不被那批同学诟病，他们坚决要我放下“大旗”，留下继续实习。
   
10个月以后，“伤停补时”期满，我和下一届同学一起毕业。已是1977年10月，拨乱返正已悄悄开始，但依然有10%的毕业生要去农村当医生。对下一届的班主任来说，手背手心都是肉，不忍心叫谁去农村。正巧多了我这张外来的“皮”，所以坚决要我再“扛大旗”。
   
此时，大环境正开始回暖。一年前去农村的同学回来探亲时都山呼上当，他们去的地方根本没有让医生施展的条件。我已有觉悟了，加上一年前学校对我“扛大旗”的耍弄，所以大旗是坚决不扛了，“志愿”也不山寨了，志愿表上写着“服从分配”。我是准备对号入座的，但别再演戏了，烦不烦。但那个老师就是不依不饶，和我胡搅蛮缠。最后我和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吵一场。
   
老师逼我：“不要在关键时刻拉稀，农村需要你这种好医生。”
   
我回应她：“按档次就是按档次，别再玩这一套，大旗上次已经扛过，是学校放弃的，这次真的需要，你干吗不去？你还可以在那里教出一批医生来的，我服从分配就是”。
   
那位老师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立刻恼羞成怒，说我的言论属于“破坏毕业分配”。马上去学校党支部汇报了。“破坏毕业分配”，在当时可是顶大是大非的大帽子，以前常见有人由此而被大会批斗的。但此时我的心已横，而且“文革”已结束，对一个即将享受“最后的晚餐”被分配去农村的人，学校大概不至于痛下杀手吧？
   
党支部书记马上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以为是去挨尅的，谁知他笑嘻嘻地关照我不要和老师吵，不要激动，该说啥就说啥。他好像在暗示我什么，但我不相信。那年头，领导、老师骗学生出去“面向农村”的事多了去了，上一年我们学校就有。所以我说不行，我只服从分配，但同意不再争吵。
   
出书记办公室门后，班主任叫住我，问：“书记和你谈什么了？”我说没有什么。她对我说：“是好消息，你被破格留在上海了。”我说不信，她悻悻然了。但是其实我是信的，她的话加书记的暗示，一切已明白。她离开刚转过墙角，我就兴奋得一个人原地蹦了几下。那时，像我这样条件最终还能留在上海的绝对像今天的彩票中大奖。不，像我这样条件，三番五次都去不成农村的，可能就是我了。为我的事，母亲已经哭了多次，这下，可以放心了。
   
一次意料之外的争吵让我提前获知了意料之外的喜讯。降低了我的“志愿”的成色，而那个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节什么叫“虚伪”的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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