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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兰馨里，和上海的婴儿大都在医院里生的不一样，我是在家中呱呱落地的。我排行老二，姐姐和妹妹都在医院里生。母亲说，那一年医院床位不够，助产士就到家里来接生了。
   
母亲说，生我时折腾了十多个小时，差不多要去医院剖腹产的时候，我才勉强出来。助产士用手抓住我的头拔出来的。由于用力大，且又缺钙，我的前额被助产士的拇指按出了一个凹，长大后才慢慢长平。
   
我出生后的样子奇异，母亲描述我硕大的脑袋东倒西歪，全身有很长的黑色胎毛，让人见了怕。一个月后去医院检查时重12磅，约等于9斤了。
   
母亲说怀了我12个月，祖母、外祖母也这样对我说，还说：12个月的男孩是个宝，12个月的姑娘是根草。这话一直听到我长大学医以后，知道怀胎12个月是不可能的，只是一种假象。
   
兰馨里的名字刻在弄堂口的匾上，但口头上大家都叫“兰香里”，甚至有叫“烂生梨”的。从前弄堂里三教九流汇集，情况复杂。
   
房子是三层楼的排屋，前后依次排了4条弄堂，又被中央的大弄堂分成8条支弄，一共有50多个门牌号，每号三层，是老上海典型的七十二家房客方式。
   
我家住一号，底层分前客堂、后客堂和灶屁间。前客堂人搬走后变成里弄生产组的作坊，每天阿姨们来上班加工童帽，后来也“拆纱头”。后客堂是“阿吉姆妈”一家四口，灶屁间则住着张胡子一家五六个人。
   
灶屁间楼上的亭子间就是我家，邻居们叫我母亲就叫“亭子间阿嫂”或者“新阿嫂”，一直叫到我20岁搬走时。
   
楼上还有一间亭子间，女主人我们叫她“孃孃”，她老公姓张，待人蛮客气的，突然有一天不回来了。原来他是国军的一个什么长，以前有血债，一次在上海街头被熟人发现并跟踪报警，作为漏网反革命被抓。以后我在马路上的法院公告上看见他被判刑12年，后来他病死狱中。
   
我家对面是间人站不直腰的二层阁，住着老妪毛毛娘，但我们从没见到过毛毛，倒是一个老头隔三岔五地来住上一夜。毛毛娘和大家处得不错，从不多是非。据大人说，毛毛娘是老头子的小老婆。
   
大人们还说，毛毛娘年青时很漂亮。住在兰馨里的好多人都是谜。毛毛娘，孃孃老公都是，还有后楼的老吴伯伯。
   
老吴伯伯单身，在一家纸盒厂工作，偶尔会有一个女子上他家吃饭，我们小孩子老在门外偷听，但说话声很轻，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什么。因为平时对大家很客气，所以也没人去议论他们什么事。老吴伯伯基本是吃里弄食堂的，家中没有炉子，偶尔生火是用的煤油炉，煮个面什么的。
   
前楼住着“好姆妈”，老俩口没有孩子，天天争吵。终于一天，老头子撒手人寰，留下“好姆妈”一个人过日子。“好姆妈”比较多事，爱管闲事而且话多，脾气臭。谁家吃得好一点也不行，谁家里有事她都得打听，然后当短信发布平台。好像邻居中就没有和她好的，谁都让着她、避着她。但她和我家还行，我母亲一直礼敬她，而且她的家信全是我写的，她的外甥、侄子来信全得我念给她听，她几乎就没说过我家什么坏话。
   
前楼上面是三层阁，没有固定的楼梯上下，要上楼得先将平靠在墙上的扶梯放下，爬上去后再复位放好，否则前楼的人就不能进去了，下楼时也一样。住着阿德宝一家，他妈就叫阿德宝的妈。阿德宝比我大2岁，但调皮捣蛋，从小就进了少教所，他姐也在劳教。
    光这一个门号里，人物和故事就已经很多了，其它的门号里还有，不少是过去的白相人。所以在“文革”中，自忠路虽然算是“上只角”，“兰香里”却是“上只角”里的“下只角”。
   
房子是木结构的，用火都在里面，但从来没发生过火灾。室内装饰基本是旧报纸糊的，偶尔才见有钱人家用花墙纸糊的。小时候，旧报纸糊的墙和天花正好是我的识字课本，吃饭睡觉时都能看见，我回上海读小学二年级后，阅读量的拓展就是靠这些糊在墙上的旧报纸。
   
兰馨里虽然拥挤简陋，我家对面的沿街房却是法式的排屋，住着有钱人和老板，开米店的、开药店的都有。我大姑妈一家也住得光鲜响亮，因我大姑父是白俄家的大厨，也算有钱。大姑妈的楼上住着我小外婆和表姨一家，当年我的父母就是在各自走亲戚时经介绍而相亲结婚的，所以就近借了这三教九流处的房子落户。据祖母说，也花了两根条子。
   
如今这一切早就过去了，本来就应该过去的，那个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有12万人，人口密度应该是中国之最了。拆除兰馨里是所有在那里住过的人的心愿，是城市的进步。
   
然而当熙熙攘攘变成青草大树，人文的记忆也就容易泛起，留下这些文字，留作已经告别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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