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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在同济读研，风云乍变时候，有十天没去学校了。恢复上课第一天，班主任课间找我，说：“凯瑟琳到处在找你。”让我去外语系见系主任。 
   
系主任约副主任一起来，是正式谈话，口气还有些凝重。系主任说：“凯瑟琳回国了，是澳大利亚领事馆规定，限时要回去的。
   
她本想与你和你们班道个别，但找不到你们，特地托人用中文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同济校园，但你们没有一个来学校，没有看到。”
   
主任接着说：“她昨天刚走，是哭着走的。我们去送行，她再三要求我们转告你，她对你们很挂念。她哭得很伤心，我们都很感动，所以特地留话管院，要向你当面转告。”
   
人最怕感动，我后悔这几天没来学校了。想像凯瑟琳哭别的样子，又没见到我们，连告别的机会也没有，心里也有点伤感。
   
与凯瑟琳老师相处快一年了，除了上英语课，每逢周末，我们几个同学还带她和其它外籍女老师到处参观。系主任想让我们练口语，也改善外教的业余生活，让她们多了解中国。
   
我们几个年龄大点的同学，都是处级单位负责人，安排车辆和参观吃饭没有问题，我负责协调组织。
   
凯瑟琳和我关系最好，她的爸爸是医生，我原来也是医生，所以外出活动时，我们俩聊得最多，语言交流已经没有问题。她们搞派对，也会邀我们参加，到她们的宿舍一起喝酒玩。
   
慢慢地凯瑟琳变柔软了，原来大大咧咧的，后来几次玩，就含蓄如东方女了。上课也更认真了，她把我们4班，看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外语系很感谢我们，凯瑟琳原定教我们半年，她29岁了，要回去结婚的，现在主动要求延长一年，推迟婚期。系主任认为，是我们影响了凯瑟琳。
   
刚来的时候，凯瑟琳明显有优越感，随后渐渐放下，她发现中国很有内涵，中国人很有能耐。我们除了读书特别勤奋，活动组织也特别好，计划和执行都“On
time”。
   
我们的自信和开朗，多少有点抱负，也让她刮目。
   
谁知，突然就分别了。
   
最后一次上课，校内外已风起云涌，上课时都在议论。凯瑟琳听不懂中文，以为大家要出去，本很直率的她，突然微笑着大声用英语说：“如果你们不想上课了，可以走。”
   
同学们面面相觑了小一会，一起欢呼着离开了教室。
   
几天后，研究生会号召全体研究生骑车出去“兜风”，我在校门口遇到凯瑟琳，没顾得上说话，就风一样地随车流走了，她笑着向我挥了挥手。
   
这是最后一面。
   
系主任给我看凯瑟琳贴在校园里大字报。这位可爱的老太太，留英回来，懂西方人。送走了凯瑟琳，就嘱人取下大字报，准备让我看。她经常随我们出去活动，知道凯瑟琳是在惦记我。
   
这样写的：“4班的同学们，Jim：我已奉命马上回国，我很希望在回国之前能够和你们再见上一面，我很想念你们。请你们见信务必和我联系，我的地址是xxxxxx，电话是xxxxxxx，凯瑟琳。”
   
这一刻，我真的感动了，似有泪感。Jim是凯瑟琳叫我的名字，想像她是怎样哭着托人写的，怎样地哭着走的，心里很难平静。感谢两位善解人意的老师，这样有心。
   
然而，粗心的凯瑟琳没有留下她的全名，同样粗心的我，当时也没想到向系主任打听。
   
4年后，我去澳大利亚出差。知道凯瑟琳是悉尼人，特地托当地朋友到几所大学里打听凯瑟琳，然而每所大学都有几十个凯瑟琳，有些也来中国教过书的，朋友说，不知道全名，很难找的。
   
也是我相见心切，想撞撞运气，方法也傻了。
   
一生中就这样一位外籍老师，相处得很好。一个女老师，能贴这样的大字报，还真心流过眼泪，让人很难忘记。
   
常常想着重逢的画面，却是“别时容易见时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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