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许经营之商业扣率问题,上海世博会无疑留下了中国特色。问题不一定是问题,因为供销双方之间也并无太多的岐议,凡事可以约定为先,民法就是这么说的,有了约定,旁人再想说啥是很难说的。但是计扣率的特许经营,注定是有很多特别的功课要做的,因为扣率的本身就是种风险租金模式。老实说,如果能有租金收,或者租金尚属合理,一定不会有人会去做扣率的,因为那毕竟麻烦,而且管理成本也高。然而一旦以扣率相见,在风险的前提下,供销双方都不大容易安生。
   
特许经营肯定是有风险的,但它本来用制度把风险劈成了两半,零售商和生产商各担各的。所以特许经营通常不讲扣率,零售商管零售,只能按规定的供物价到规定的平台上去选货;生产商管生产,只能按规定的供物价供货,把特许商品卖不掉的风险分成了两半。在特许经营的业务框架中,零售商和生产商之间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大家都只对自己的品牌商老板负责。
   
然而,一旦零售商可以和生产商建立起扣率关系来,实际上品牌商的地位就陷于弱势了。因为扣率是附属于代销制的,它和品牌特许经营原来规定的折扣价供货制,根本不是一回事。区别在于:在品牌特许经营的框架下,零售商承接的只是品牌商的部分授权,它和生产商的关系是有限的接触,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都必须在品牌商的平台上见面。很像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哪怕相思再烈,在每年“七七”见面时还是无法亲热的。但如果是扣率制,实际上品牌商的权利已大半交由零售商去承接了,零售商和生产商之间的接触不再有限,变成了直接的供销关系,地位肯定不会平等,生产商则只能向零售商多抛媚眼,有人也会选择低三下四。
   
但因为毕竟是特许经营,也不能说零售商就此一定就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了,在品牌商功能技术性缺位的情况下,供销双方的关系还受着市场供需关系的制约。所以扣率所反映的决不是单纯的商业利益关系,它在根本上还得受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的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柄双刃剑,对零售商也存在着潜在的伤害。
   
举例说吧,某甲因为自己拿了一大把零售盘子,肯定可以压压一大部分商家的扣率,因为生产商无法可以和之抗衡,要么你就失去这一大半市场。但是某甲并没有获得绝对的胜算,因为这样,他的管理经营成本就上去了。这次特许经营中,有些商家还是选择谨慎的买断,理由就是为降低管理成本。而且,如果某乙某丙也学着某甲去压生产商的扣率,某甲之前的优势地位就受到了挑战,甚至就不复存在。
   
问题还有另一面,不管是某什么,生产商肯让的扣率就是两种,一种是原来开价就高,准备让你砍的,但这种产品的销路通常不会很好;一种是原来开价就实事求是,让利就是让自己的肉里分,只能适度的,一旦过了人家就会不愿意,一不愿意就会影响生产的积极性。如果生产商的产品定价原来就没有留太多的水分可挤,零售商再过份一挤,反而可使一些原来的畅销品不再支持畅销。因为生产商的利润空间被压,难以包容其它产品压下的库存,生产意愿就会减少。同时品牌商因为权威的缺失,肯定不会开心。市场一旦没有了平衡机制,利益方就会产生过多的博奕,这在成熟的品牌特许经营市场中是不可能见到的。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客观存在,那谁都不能无视于这一点。
   
扣率本来就一柄双刃剑,不好销的产品,扣率即使再低,零售商也是没有意愿去销的;畅销的产品,如果零售商一味要压扣率,最后也只能渴泽而渔,杀鸡取卵。生产商或者没有意愿去生产,或者没有意愿做好供应工作。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单方面的优势的。我想,总是有明白的零售商会率先藏起双刃剑的剑锋的。
   
一个伟大的时代,肯定需要伟大的实践。但伟大一定来自于平凡和细节,挤一挤水分是合理的,但是任何事情,过犹不及。一个成功的零售商,一定是以其服务和管理为其核心生产力,并以其对生产商的号召力为基本支撑面的,而号召力一定不会来自于挤压。而一个成功的生产商,则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畅销产品的开发和对零售商的供给方面。社会对于成功,从来就有自己的奖励模式的,谁都不用多去看别人的饭碗。如果在一个产业链中始终充满着腥风血雨,这个产业链在最后就只能是肢解的结局;只有和谐,才能使一个产业链可以有机会去共和。扣率的优雅度,在这个时候,就成了商家远见的试剑石。
   
生产的社会化协作程度,从来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熟度的标杆。即使是风险的扣率模式,依然是协作的链接,如一味只晓得压扣率,就一定是不擅于社会化协作的公司。这一点,我深信不疑,现在也已有更多人在共识了,这是一种不错的趋势。世博的后市一定会高潮迭起,特许经营会不会出现一个华丽的转身,各方力量会渐渐达成默契,场面开始共和起来?我想这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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