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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片头一开始就让我流泪了。那是当时上海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记录，青年们怀着对领袖的热爱，对党和国家的忠诚、热情和无瑕地走上了务农的征程，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银幕上，北去的列车上，一群稚气的脸上真诚的表情，以及随后等着他们的命运和炼狱般的生活，以及最后被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闹剧的结局；用牺牲几百万青年的幸福和影响几百万家庭的安宁的代价来应对原本无谓的折腾，历史的残酷无情让人潸然泪下。
   
催泪的部分还在于影片的女主人公是反革命的子女，我也是。虽然我没去插队落户过或支援边疆，但拥有一个反革命的父亲在当时已足够让我万念俱灰。由此所带来的种种厄难，一定使我与影片共鸣了。
   
还有，当年听到邓小平复出的喜悦和为了读书的顽强挣扎，影片钩起的是我已深埋三十多年的情感，辛酸迸然涌出。
   
1969年是知青插队“一片红”的年份，我刚上中学。学校正在淮海路上，没完没了的欢送就成了我们的任务。当时上海为去黑龙江、云南的知青搞夹道欢送，我们每每清晨5点钟就到淮海路上集合，等到知青车队来了，一起手挥红宝书，“欢送、欢送、热烈欢送！”好像是送子弟兵上战场似的。清一色的大巴士上坐着刚从中学毕业的青年，没有激动、没有欢笑，也有很多人表情是木然的，只是礼貌地向我们挥挥手，就此踏上了人生坎坷路，组织忽悠了一代青年！
   
后人是无法理解这样一次浩劫的，历史于他们只是一段故事，当然他们也没必要去为历史的情感埋单。但我不是，如果那真的是场浩劫，我就是幸运的劫后余生人。所以稍许的回眸就可以牵动我的神经。
   
从表面上看，划分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出于当时的极“左”政策。“文革”中，再加上“右”就成了黑五类，阶级斗争的标识很清楚。实际上，那是种奴隶制思想的残余。胜利者将失败方当作奴隶，在役使和虐待中获得快感。奴隶制残余最鲜明的印记就是祸及子女，那是终身不得机会的。“龙生龙，凤生凤”，就是那个最革命、而且从文化上进行大革命的时代中喊出的口号，真是讽刺和悲哀。
   
什么叫反革命子女？其实就是奴隶的儿女。没有前途，没有机会，甚至连爱情和婚姻也可以走样。你的活着就是一种悲哀，一种犯罪，你一生的努力似乎就是用来赎罪的。
   
我小学四年级时，父亲在家门口贴出了一张《认罪书》。写的那天晚上，他是无眠的，愁肠百结。作为父亲，他应知道，这张《认罪书》贴在家门口对家庭、对子女意味着什么，但造反队的淫威又使他不敢不贴。他最终在昏暗的灯光下铺开了报纸，用我练大字的笔墨写下了流血的认罪书，贴在楼下的大门上。我是出门上学时才看见的，心里一沉，悄悄地摘下了一直佩在臂上的少先队中队长标志，自觉地把自己归入了“另类”。
   
从此，父亲和弄堂里的其它“黑五类”一起，天天在大弄堂口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一群黑五类分子手挥红宝书喊口号，然后逐一接受“造反队”的盘问，稍有支吾或迟疑就得挨打，父亲没少挨过打，他不善言辞。更残酷的是对迟到者的处罚，父亲在工厂上班，路很远，根本无法准时参加“早请示，晚汇报”的，迟到的处罚是下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和挨打。周末休息的时候，黑五类是不准休息的，都得去弄堂里劳动。挖战备井，刷石灰，扫垃圾。我是不敢出门去看父亲的，情况都是几个要好的同学告诉我的，但周末父亲挖井、刷石灰的情景我是目睹的，幼小的心里是无穷的怨伤。
   
这种日子不知什么时候结束的，但反革命的儿子的命运就从此拐入了羊肠小道。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看书，看了好多好多的书。但憨厚的父亲是不准我看书的，他已怕疯了，怕我中毒。他只让我老老实实地学门技术，劳动才好。见我看书，总是斥骂，我只能把书藏在桌子的夹层里，没人时偷看，但一旦被他发现就是大骂，并撕了烧了，害得我不敢见人，因为书是借来的。我们那一代人的父亲，性格都是扭曲的，在外都像绵羊，在家里依然是无上权威。在清明扫墓时，和同学国平一起都这样感叹。
   
我从来没有恨过父亲，尽管他给我带来了无穷的磨难和人格毁损，包括因为成份不好不能去复旦大学念书。但我有点怨其不争，我是有些反抗的。因为诅咒父亲挖过的战备井，念初一时曾在班里几个“捣蛋鬼”的带领下，在晚上悄悄地出门，往战备井里扔过马桶，还几次到工宣队的办公室外把自行车胎的气门芯拔掉。同学们知道我压抑，平时他们的功课都是我帮助的，他们能帮我的就是带着我去出气了。状况很像电影里的游击队员，解气。不过，也就几次，或许那个年龄正是反叛的时候。很快我又将心思用到读书上去了，黑五类子女唯一可以战胜红五类子女的领域就是读书。
   
小学四、五年级时，听同学们议论，我的父亲以前是国民党上校。每每看着在外腔调窝囊的父亲，幼小的脑海中总会幻出他身着国军上校军服的威严，一样是反革命，也得有点档次才对，多少是一种宽慰。当时，我家楼上的张先生就是军统中校，藏匿到“文革”时被老家的人在路上发现再被公安抓的。我拼命地翻家里的东西，幼小的手把床底下的每个旮旯和箱子都翻遍了，总想找出张“变天照”，翻出本“变天账”看看，想看一眼父亲的尊严，却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长大以后才知，父亲也就一打工仔。祖父家道中落，他从小很苦，来上海后混得不错。因为同情厂里藏匿的国军宪兵连长而被牵连成现行反革命。可悲，父亲连革命的概念都不清楚就成了更不明白的反革命了，而我们子女更是不明不白地成了“异类”，成了“奴隶”的后代。
   
1979年，静安区法院来我家，父亲被平反了，撤销了反革命罪。我们已经平静，没有激动。我早已通过拼命地学习，在改变着自己的命运，我想远离政治，当一个出色的医生，争取为我的下一代解脱贫困。不料，最后还是让政治给选上了，六年后，就当了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原先打我父亲的那批人早已风光不再，感叹“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高考1977》的拍摄水平其实一般，“文革”中的政治环境没有这样宽松，反革命分子的行动根本不可能得到人性化对待的。我的感动是电影不感人人自感，如同酒不醉人人自醉。
   
老婆见我在抹泪一定奇怪，虽是同时代人，她没有背负过“黑五类”的十字架，感受总是不同的。儿子看了这部电影感觉也一般。也是的，儿子看这段历史，就像我们看明末的清军屠城，不会有切肤之感的。其实，儿子没有痛感才好。毕竟，这不是阳光。一部电影引出的辛酸很快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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