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博友认为能够写博阅博的干部应该会是个好干部,而且列举了很多理由去证明观点的成立。我很赞同这种观点,虽然博客未必能够作为人好人坏的依据,但是作为考察客体的效用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着现实的和未来的价值。
   
在正常的情况下,任何一级组织,对干部的考察应该是慎之又慎的。其中,被考察对象的信息资料之全面收集又是基础工作。因为收集的资料越全面,越客观,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材料就越接近于真实。
   
二十五年前,干部人事工作的改革起动,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干部考察工作的全面革新。当时从中央到省市的组织部都集中精力,在干部考察材料上狠下了功夫,要求基层组织部门考察干部时要多定量,少定性;多举实例,少下结论;多描述,少点评。市委组织部还专门向基层印发了示范性的材料格式,虚拟的被考察人“赵大可同志”的考察材料一时被各级组织部门广泛学习,时间长达三、四年。其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首先要学习“赵大可同志”的材料。市、区两级组织部门还时不时地就干部考察工作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专项检查。
   
那段时间,干部考察工作是组织部最神秘且工作量最为繁重的工作。“三多三少”说起来容易,要做到却极其困难。首先是组织部本身能掌握这“三多三少”的人不多,只能大量向教育和卫生系统抽调干部充实。其次,下去考察时,找的谈话对象基本还是习惯于讲结论,或定性、或评论的。即使在今天,如果征求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意见,依然还是说定性、结论、评语的多,这是习惯。所以要举出实例来,多描述,多定量,得要做艰苦的、仔细的工作。
   
然后,我的任务则更加繁重,要确保每份考察材料的货真价实,得一份份仔细审阅。为了提防考察人员偷工减料,调整各人概括能力的偏差,避免出错,还得查验一份份的原始谈话记录,重新过一遍。
   
那时候,晚上加班看材料是常事,第二天发回重写或补充谈话记录的比例也不小。记得有一份材料,前后共发回了5次。我也是没办法,除了工作本身有要求之外,材料马虎了,或者出错了,被各分管书记或常委批评的是我。只得小心行事。就这样几年下来,干部考察工作的新格局逐渐稳定下来。
   
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新的理念、新的方法也在不断推出,不断探索,我们卢湾区至少有过几次象样的尝试。
   
一是在1985年时,组织过对20多个拟上处级岗的干部进行过“岗位认识和就职打算”的论文答辩。当时区委主要领导是从外区来的,我们组织部的人又都是刚从基层上来,对干部不了解,光靠材料也看不出。区委决定采纳我的建议,搞论文答辩。让拟上任者自己写,后发给由区四套班子领导组成的答辩委员会,进行严肃的答辩。
   
还真有不少哥们过不了关的,有几个人因为写作、谈吐一塌糊涂而作罢。更有一人,对领导提的问题居然恼羞成怒,拂袖而去。当然,也就和自己的前途再见了。答辩是把紧大门的办法,剔除了一些庸人,就得有另外的人来补上,所以同时有了第二,决定举行全区的干部论文年会。
   
举办论文年会的通知是正式发文的,组织部列出了区政工作的十多个指导性议题,规定全区不论职务和行业,都可以参加。实际上,这是一份招贤榜,我们就是准备从中发现人才的。没办法,改革开放刚开始,庞大的基层党委的人和思想不是一下子可以转过来的,他们逐级推举上来的,基本是老套。我们不想新瓶装陈酒,必须得出新招。
   
几个月后,论文收了一百多篇,我从教育系统抽了老师来初审,过初审的就由组织部和区委的领导来看了。不是为了欣赏文笔和思路,而是掂掂已是处级的人身上还有多少原来未知的份量,新冒出来的基层干部有多少潜质。五年后升任副区长的亚奇兄就是在那一次论文年会上冒尖的,他的商业管理论文得了二等奖。经济人才本是当时区里稀缺的,时年34岁的他当时只是区财贸系统下属一家公司的经理,不在组织部的视野中。一经发现,半年以后就提了财办副主任,再过一年多就是区财办主任了,再干了两年就是副区长了。其他还有几个新发现的人,以后也都提到重要岗位。
   
论文年会是1986年夏开的,市委组织部的领导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讲话肯定了这样一种方式,后来中央政策研究室还发表了介绍文章,倡扬这种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青年干部能够系统地分析相关区政工作,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论证完善。既反映了他的平时积累和思考,又反映了他思想的条理和文字的表达能力,至少不容易有昏官、庸官出来。事实上,通过那年论文年会发现提拔的那一批干部,基本都不错,有好些在以后上了厅、局级的。亚奇至今还身居要位,早就中欧毕业了,又去读国家会计学院的EMBA
了。
   
第三招是常态的,当然还是涉及文字领域。搞答辩会和论文年会耗费精力太大。瓶颈一旦突破,工作就得常态化了,政府毕竟不是学术机构。
   
从1986年的论文年会以后,我规定干部科每考察一个人,一定要事先收集这个人的论文或发言稿,实在没有,就看两年以内的个人年度总结。没有人知道这会与提干有关,在文字上应该是比较真实的。看完以后再去考察,总比盲目问路要好得多。这在组织部内是强制执行的,所以以后在组织部的工作档案中,每个处级干部的材料袋里就多了一叠他本人的“博客”了。不知今天是否还是如此,我在1991年离开时还是在正常执行的。
   
博客是种新生事物,反映了个人的爱好、想法和时间分配,还真的是种考察途径。说不定什么时候组织部门就注意上了这点,一旦有好事者提出,变化成工作是很快的事。当然,有些人的博客不是自己写的,但毕竟容易鉴别。找谈话时,让他随便写两个小时的作文就可以分清真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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