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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我和外婆的接触就比较多，也知道外婆的一些内心活动。总结起来，外婆的一生中有两次决策让我敬仰备至。
   
第一次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的1962年，外婆独自一人带我们姐弟妹三个回宁波老家生活。我父亲在1958年稀里糊涂地当了反革命，全家的生活靠时年才二十五岁的母亲一个人干苦力挣钱，又遇“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几个孩子吃不饱，外婆决定放弃她在上海的户口，带我们三个孩子去乡下，外婆相信有能力养活我们仨。
   
外婆离开上海前，对众亲戚放下豪言壮语：“此去即使讨饭，也要将这三个孩子带大”。当时外婆已经50多岁了，生活基础都在上海。大姨和我母亲，还有外婆的哥姐弟妹，都在上海。她的兄弟姐妹或有劝阻的，外婆一概不听。当然，她还给出了另一个理由，说是回去陪我外公。
   
外公是在我出生之前去世的，安葬在宁波老家山上。外婆说，她总是要回去的，不愿意将来百年之后在上海火化。现在只不过早回去几年，也好替我母亲带孩子。
   
其实外婆就是为我母亲，为了我家三个孩子回乡的。正是政府动员回乡的时候，外婆并不在被动员之列，她自愿回乡，因为农村的生活成本低，乡里乡亲或可以周济一些，凭我母亲和大姨每月寄来的生活费，一家四口可以生活了。
   
大队长杜朝宝叫外婆“叔婆”的，他把自己家的两上一下楼房给了我们住，并分给了外婆一块自留地，外婆种了些蔬菜，解决了我们日常吃菜。每年队里分口粮，我们也算一家，不足部分，母亲寄来全国粮票，外婆去粮站买。外婆很会安排，节约下来一些全国粮票，换给同村人也是种人情。
   
外婆自己有两个侄子，还有不少远房亲戚，时不时地会拿些红薯、土豆、萝卜蔬菜来，我们的生活很快就殷实起来，姐姐也在村里的小学读上了书，一切顺顺利利。从踏上老家的那天起，我就没有饿过一次，反倒是因为贪吃，积食了几次，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这可是种奢侈病。
   
杜大队长是全村最富的人家，也是当地出了名的大善人。解放前每当灾年，他总是开仓济贫。所以土改时，尽管他家有很多水田，至少是富农以上的成份，但全村人一致评他为中农，并且当了大队长，直到“文革”后退休。
   
从对待我外婆回乡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杜大队长的善良了，拿自家的房子给我们住，分自留地和口粮给我们，绝对菩萨心肠。外婆一直对我说，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好人杜朝宝的。
   
外婆在全村的口碑也极好，除了在族内辈份最高，还因她从上海来，开过眼界，村里有什么事都少不了和她商量的。直到外婆去世前，我家一直是全村的议事堂，村里的红白大事，外婆基本上是秘书长，常常还兼总厨，她自认为是全村人中菜做得最好的。以致于她日后七八十岁的时候，外婆也经常自豪地对我说。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我“沈家门太婆”的。我外公生前在沈家门当船老大，所以家乡人都叫外婆为“沈家门太婆”。
   
外婆常带我们去自留地种菜、锄草、施肥、浇水，采摘。周边村庄每有大集小集总会带我们去赶集采购，也让我们去看热闹，开眼界。家里吃的水是从井里提的，或是从池塘里抬的，先是外婆和姐姐一起抬，等到我上小学，就是姐姐和我两个人去抬了。
   
就是砍柴的问题没法自己解决了，都是亲戚和邻居们帮忙，实在接不上时，外婆也会自己迈着小脚上山去砍一些，或者去买一些。家里没有男劳力，在农村生活确实有些不方便。以后我在中学时代寒假回乡，总会上山替外婆去砍柴，也可堆上小半间柴屋了，所以青年时代我爬山的本事不错，老家人夏季放暑假是不上山的，怕蛇。
   
外婆的第二个让我佩服的决策，是关于她祖上的遗产处理。一次暑假，我去探望外婆，她的姐姐也来了，外婆让我陪着她老姐俩去东钱湖边的冠英庄看老房子。
   
从没听外婆说起我家在东钱湖边上有房子，她也从没对我们说过要去冠英庄看房子。这次是她姐姐提出要去的，带来了上海几个胞兄胞弟的口信，务必请外婆去看一次。
   
但我小时候听外婆说起过冠英庄这个地名，她在那里生活过很多年，好像就是住在一幢很大的房子里。曾经一次有贼入室，年轻时的外婆正好独自在家。但她胆大出奇，操起一根铁棒，拖在地板上让它作响，同时用力跺脚，作男人脚步声，吓跑了盗贼。外婆说，如不这样，一个女人可能会吃亏。
   
外婆成家后住沈家门，和上海常来常往，我母亲姑娘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沈家门过的，一个表舅妈曾经就是母亲的闺友。我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在现在的坊前老家外公没有留下房子了，也没听说在沈家门有，外婆的老房子大概就在冠英庄了。
   
但外婆为什么从来不去？从来不说？心生奇怪，但那次一去也就明白了。外婆的冠英庄老家是一座大宅院，祖上应该是豪门。雕梁画栋，前后几进，房间很多。我们看见围墙之内住着十几户农民，当地的大队部也在其中。
   
有一家农民还认识外婆姐俩，见我们去非常客气。外婆轻声对我说，他就是当年留下看房子的，如今早已成家生子了。他让儿子去河里捕了一些鱼虾来，招待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午餐。然后带我们一间一间地去看房，都住着当地的农户。他对外婆说，房子旧了，结构门窗还是保存完好的。
   
二楼是西式作派，有长长的木制走廊，岁月已经剥蚀了油漆，但仍能看出当年的辉煌。我在走廊上想像着外婆年轻时如何拽着铁棍在夜间驱贼的场景，低声问外婆。外婆笑了，兴奋地领着我重新演示当年她从哪一扇门出来，从哪一部楼梯下楼的。我自然是无限敬佩，更被这幢属于我家的大宅院兴奋不已。
   
外婆告诉那看房的，也就是顺道过来看看他们，午饭后我们就离开了。路上，外婆姐俩一直在嘀咕着什么，我没听见，但心里一直是问号，我们为何不住在冠英庄？那里是平原，我们现在住的外公的老家是下去二十多里路的山区。
   
猜想母亲的祖上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为何扔下这么大的宅院，外婆的兄弟姐妹5人都在上海呢？外婆成家应该是在上世纪的30年代，但从她和那看房人还熟识，以及她一个人管房的故事来看，在四、五十年代时，这幢房子应该还是外婆管着的。而这么多农户住进来，肯定是土改时候的结果。外婆的祖上是做什么的？外婆从来不和我们提起，连我母亲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外婆从小过的是大户人家的生活。
   
外婆曾经对我讲过，因为封建时代，女人不能读书，如能读书，她一定是名牌大学生。从这些片言只语来看，外婆当时应该是有钱去读书的，只是封建礼教不让读而已。外婆的家世像谜，也永远是谜了。
   
在没有去过冠英庄这座大宅院之前，我只认为外婆是个不寻常的村妇，因为她的见识要远高于家乡的农村人。但见过那大宅院以后我渐渐明白了，外婆不是农妇，她的兄弟姐妹也没有一个像农民的，而且都是老上海。不管怎么，如果在解放初期和“文革”初期，外婆还住那样的大宅院就不会是今天的命运了。小说《活着》，有差不多的描述。
   
80年代初，我父亲被平反了。我回到乡下看外婆，外婆自然高兴。我问起了冠英庄的那座大宅院，是否现在也可以落政还给我们了？外婆淡淡地对我说：“你不要管这件事，我不想要那座房子回来”外婆告诉我，她的几个兄弟姐妹都来信希望她去要回那座大宅院，因为外婆是最后的管辖人，现又住在宁波乡下，但外婆不愿意。她是吃斋念经人，她告诉我她不愿去要回那座房子的理由：
   
1、如果真要得回来，这几十户农家将来住哪儿？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几十年了，已经习惯了，包括那个看房人。外婆说，不想要回房子赶他们出去。如果宅院收回来，他们还住着，收回也没啥意思。
   
2、要办这样的事，得劳神耗力。兄弟姐妹都在上海，这儿讨房的事自然全得我去做。而且他们实际上对这座房子并没有太多的感情，我一不热情，他们也就不来劲了。
   
3、这样大的一座宅院，分到她5个同胞身上也就不大了，如果最后落到我们第三代身上怕是已经不值一提了。外婆很怕一旦真的兴师动众要回来以后，整个家族里就再无宁日了。为了不大的利益，亲戚间再闹出不开心来是最没意义的事情了。
   
外婆字字珠矶，我豁然开朗。是的，我瞎起劲什么呀？我还明白一个外婆没说出来的理由，在她们封建的王家，女人并无话语权的，房子一旦要回来，她一定作不了主的。她又何必去趟这没必要的浑水呢？我不得不佩服外婆的慈悲、睿智和冷静。
   
外婆的晚年很幸福，1996年，我和表哥合着为她在老家买了一座两上两下带院子的房。外婆住上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是两个外孙买的，感觉很有面子。她一直说，别人生5个儿子都没法养老，她生了两个女儿却兴隆旺盛。她老人家去世后，我们轰轰烈烈的请全村人吃了顿最丰盛的饭，给每家送了一份礼。这是外婆最后的愿望，她要这个面子。我也正好谢谢这个曾经在困难时接纳过我们，并长期照顾我外婆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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