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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党务和政务常识，我国应该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普及。当时的普及是略有难度的，很多领导都是在抗战或者解放战争时代参加革命的，戎马生涯，不一定受过系统的教育，加上“文革”十年及后续的七八年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习惯，当时中央在推动“党政职能分开”方面还颇花了一番功夫，但是最后做成功了。值得赞叹的是，当时推动这项工作开展的，恰恰就是从戎马生涯过来的老一辈革命家。整个工作，由上而下，推动和执行得都十分到位。
   
1985年7月1日，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党政职能分开”问题，党政同级机构的干部行政级别拉平工作开始实施。之前，同级机构党的干部要比行政干部高半级，如一个区，只有区委书记一个人是副厅级的，由此可以上下类推。所以在那时之前，上海一个区的厅级干部一共也不过是五六个人，处级干部也才五六十人。这一次拉平，正厅级干部增加了3倍，处级干部也增加了约3倍，在呼吁精减机构的时代，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谁都明白，那是为了推进“党政职能分开”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与之同时，一系列相关的工作程序开始建立和完善。干部的任免程序逐步规范起来，“党管干部”的原则不变，但在具体的任免程序上，党委就只行使提名权或建议权了。而自从设立了同级纪委以后，党委就再也不会直接对干部的调查去立案。党委肯定有干部调查或审查权的，但不可能直接立案调查。
   
二十多年过去，并未见党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有什么变动，但常识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化了，如果不是媒体误读误传，抚州市委的这份决定，就是一次倒退。而这种倒退，显然是会牺牲执政党的利益的，当年为什么要“党政职能分开”？并不是因为社会舆论，而是出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要求。党政职能分开可以避免党与群众在直接层面上产生对立，减少政治风险，保证更有效的领导。
   
事实上，“党政职能分开”对执政党的好处也的确不小。就如这次宜黄拆迁事件，与县委书记何干呢？也要“立案调查”？就是因为书记太接近于矛盾的第一线了，没了缓冲的空间。一个小小的汽车站建设，动迁“钉子户”的问题，如果也需要书记亲自过问，威势大则大了，一旦真的遇上“钉子”，书记自己的成王败寇不算，执政党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失。动辄要上级党委来收拾残局，毕竟是很被动的，问题是如果上级党委自己也没有想清楚此中的道理，出面大包大揽，一不小心就又坏了程序，悖了常识，还会产生新的问题。
   
前不久，纪念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因为不在体制内，没有去多想。现在一看媒体报道的宜黄事件以及上级党委的临时处理意见，感觉问题还真是不少。其实这么些年过去了，对于基层来说即使不谈深化改革，就是出于巩固和维护过去的改革成果，也要得下一番功夫了。在中央层面，这方面的进展还是有条不紊的。但在地方上，退步竟是如此之大，从抚州市委这次的“立案调查”令就可见一斑，如果媒体没有笔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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