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是那个黄君，还是1985年夏的那个晚上，那天他在十多分钟的发言中，一共讲了两个观点。除了批评“干部制度用了三十年时间，加速度循环了一遍三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之外，还有对“五十年代培养的知识分子”的批评。他说：“那一代人不可能担负我国改革的重任，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他们的脊梁骨早就被踩断了，不可能再有担当。”
   
这一番话则让我愕然，因为当时社会上一致认为，“五十年代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最可倚重的，他们书读得多，知识的功底扎实，且正年富力强，当时的组织人事工作也强调要从他们中间发掘人才。黄君这样表达，显然是逆潮流的，把我们心中既定的那盘棋搞乱了。
   
接着是他对自己观点的论证：五十年代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被踩断了脊梁骨，在学术上也是肤浅的，理论基础漂移，因为他们读书时的教育不成体系。我国的大学教育，最早是民国体系，受美国影响的，后来全盘照搬苏联，中苏翻脸以后，又不中不西地自搞了一套，这样混乱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胸无定见，怎么可能担当历史？
   
感觉这番话有点深，虽然明白所指，却无法参透其中的意思。因为之前没有这方面的了解和思考，不晓得教育体系对人才成长的影响度。事实上我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明白，这28年中，经常想到这番话，就是无法甚解。但是在1985年已经有人从教育体系上去挖吏治之根了，好像我们国家真的不缺高人。只是敢于这样直说的人，只能在野，我们的体制不喜欢听逆耳话，第二年就“反自由化”了，很多朋友为黄君担心，我也为他捏过汗的。我和他不熟，但和他的太太很熟，一个大记者，那时常到我的办公室来，聊的话题就是黄君，她一直担心，直到后来双双出国。
   
我很崇敬这个奇才，那天他在批评完“五十年代知识分子”之后，话锋一转：我国能够承担改革重任的希望，在于下乡回来的“知青”一代。他们虽然没有系统地读过书，但人生经过了艰苦历练，脊梁骨是挺直的。他们深刻了解这个社会的是非曲直，各项基本能力的根基扎实，将来一定可以奋发有为的。我注意到，他没有论证“知青”一代的教育体系问题，悬了点疑，但不妨碍我赞同他的观点和结论。
   
理论的影响是无形的，以后的工作中，我们的确比较重视“知青”一代，不再专注于“五十年代知识分子”了。事实上，那时提起来的几个年长者，多数比较谨小慎微。干脆戴过右派帽子的，还有一股子干劲。
   
真是一个奇才，毕竟是在1985年说这些话的。站在体制的立场上看，他当时的预见已被证实。貌似“叛逆”的这番话，正是为在体制的使命和未来建言献策，怎么看都是“忠言”。
 
用微信扫一扫，或复制链接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