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定马上去一次宁波，中药方子是不能乱开的，况且疾病不等人，救命如救火，得及时认准了下手。我对电话那头的杜厂长说：“我要去你那里看一下病人，料理一下手头事情就动身。”
   
这几天公司正紧锣密鼓地在世博中国馆14米和9米平台上忙碌着，7月12日要重新开放的，商店换面孔的事由我们来做，但我还是让在工地上忙的小蔡总抽出时间陪我去宁波。这样，我在路上可以多思考一些问题，中医看大病，是需要冥想的。打电话让母亲找出我为父亲看病的那本记录，过一会拿了走，当一个生命的捍卫者，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昨天上午，宁波的杜厂长来电，赞扬了一番我当年介绍给他喝的“人参醋”如何了得，他吃了胃口大开，精神大振。然后问我，五年前我父亲喝的仅仅是单味的“人参醋”，还是另有配方？我说当然有啊，单喝“人参醋”是保健用的，治病还得理法方药俱全。杜厂长说，他的一位内戚肝脏内有一个5乘以6厘米直径的肿瘤，但是没有手术治疗指证，也没有药可吃，6日刚从上海的医院回家。无奈之中，杜厂长想到了我父亲死里逃生的故事，他让我把当时用过的处方用手机短信发给他。我说不行，必须得让我看上一眼，还要关照一些事情，下午三点多我们出发。
   
中医治病是“现炒浇头”或者“量体裁衣”的，就是“辨证施治”。中医的不科学就在于此，因为不能重复；但中医的神韵灵动也在于此，因为还可能导出西医中不存在的奇迹。人生的辉煌，都是因为一次偶然的变轨而成就的，生命也是。生命的大格局依赖循规蹈矩的程序保障，在规则中生存，有病也依照规则修复，然而一旦得了规则之外的病呢？科学在这个时候成了甩手掌柜。
   
在西方，这种情况就全丢给上帝去处理了，人心对于生命总是存有念想的，医生不管的事情上帝管。但是在我们这儿呢？一旦到此境地，又有谁可以依靠和救助？没有信仰的临时抱佛脚没有用，于是吃绿豆汤，吃活泥鳅，甚至生吞蛤蟆，五花八门的以毒攻毒之法纷呈而来，病急乱投医啊！我也曾绝望过，2006年父亲被确诊为肝癌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度日如年，空惘无助。科学要让我面对现实，但我不甘。幸运的是，我系统地学过中医，还有过适度的临床积累，于是就有了拐杖，竟幸运地获得了规则外的成功。
   
但后来我还是回到了规则内，因为没有医生在意那一个意外康复的病人，在那半年多没有按规则治疗的时间里，发生过什么？有人做过些什么？没有分析，没有总结和研究，就是一句话，原来就不是肝癌。没有想过，原来他们一口咬定就是那种病，而且按规则没有使用任何药物治疗。我肯定对这些没有意见，父亲的重生就是价值，谁还会去评判什么是非？但由此想到，如有机会，我肯定应该去帮助他人的，传播“人参醋”的保健作用就是一种路径。现在，杜厂长内戚的病例又差不多，我愿意当一个民兵，做一个志愿者，帮助他和病魔抗争，努力捍卫他的生命。
   
当医学的正规军向疾病缴械投降的的时候，还能抵抗的“民兵”站出来是应该的。不久前刚刚看过电影《天国王朝》，强大的萨拉丁大军兵临耶路撒冷城下，很多贵族和骑士抛下平民百姓弃城出走，铁匠贝连却组织民兵顽强抵抗，终于赢得了转机，避免了屠城。历史往往很诗意，可以带给后人幻想。我肯定无法治愈这种疾病，但有机会赢得转机，努力把病人拉回到规则内来，赢得科学对待的机会。
   
给“出诊”打上引号，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医生。知道没有“非法行医”之嫌，我只是指导乡村医生如何处方，指导病人及家属如何休养配合，医生们都束手无策了怎么办？就算我们手拉着手自救好了。而且“非法行医”者以盈利为目的，我不收钱。
   
正小暑天，一路热浪，晚上六点多到宁波乡下，马上召集病人及家属开会。我要他们一起改变生活习惯，调整性格。民兵有民兵的打法，就是大家一起动起来。我和他们约定：
1 从此不吃隔夜菜，每天现做现吃； 2 不吃咸鱼、腌肉、咸菜和包装食品； 3
病人切忌发火，宽心待自己及家人。因为中药很微妙，本就是些树皮草根，不能让一些饮食习惯和脾气搅了药性。而且科学地说，腌制品里的亚硝酸胺就是致病之源之一，应该亡羊补牢。病人才48岁，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可以长他信心。一旦远离了致病源，自己都会觉得有安全感的，这种感觉对于治疗很重要，保守疗法从来就是立体的、综合的。
   
我从父亲的医案记录里挑选了一个成熟的处方，是东汉医圣张仲景的“大柴胡汤”的经典班底，加人参汤和人参醋两路大补“神兵”和若干破气活血的工兵，协同恢复病人的免疫功能。攻击肝脏内的巨无霸，“高筑墙，广积粮”也是一种治病的策略。其中大剂量的柴胡又是一个关键，“中药不传之秘在于量”，当年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搞清楚了东汉时期的度量衡，才明白后来很多“经方”的药量其实都是离了谱的，效果也就走样了。就像是“酱爆肉丁”和“八宝辣酱”之“酱”的量化区别，日常我们都清楚，偏偏当医生的就不明白了，有“酱”就是。药量及配伍，本是中医处方独到的灵动处，只看方，不鉴“量”，效果必然不好。
   
选方是有依据的，1978年我曾用正宗的“大柴胡汤”治愈了卫校教务长周医生的“肝痞”，他是圣约翰毕业的老西医，不愿意去深查，说是查清楚了也没治，在外看了一圈名中医无效以后，就让我另动脑筋试试。我挑选了治杂病的“大柴胡汤”，设法还原了东汉时期的剂量和配比，最后获得成功。其实心里明白，次年我被评为市先进个人，应该和这件事有关。后来我把这个案例写成了论文，发表在1983年第三期《河南中医》杂志上。本想做实验证明的，思路也有了，可惜没有条件，就只能光用理论去推导了。
   
为父亲治病的时候，想着了为周医生立过功的“大柴胡汤”，从民间医生医话里悟出来的人参醋和自己治疗那个食道癌病人的心路历程，决心背水一战。没有把握，也没有信心，但是决心一点也不缺。这次去宁波，还多了一点信心，因为此前已有积累，就是做一件好事，可以写出来的信心最大，那就写出来。就像打桥牌，牌力不够，但有牌型的相对优势，还是得敢于叫牌，那是阻击叫，可以干扰对手，哪有不战而降的？
   
相约两个礼拜，病机是否会有松动？我希望有，希望能够出现奇迹。那是一条生命，我记着昨晚病人眼光里的那种渴望，我希望我的独门暗器可以帮助他重建体内的免疫秩序，帮助他创造可以动外科手术的条件，让科学的手可以够得着，那团东西，毕竟需要科学地拿掉的。我的这份梦想，是对一个生命和一个家庭的祈祷！更是一种祈愿，如果真的有机会，那个方子将来可以救很多人的。
   
午夜赶回上海，小蔡总问我：“刚才您替他看病的时候，心里真的想过菩萨吗？”我说：“想过”。
   
 
用微信扫一扫，或复制链接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