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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库门的文化太浅，因为上海的历史太短，石库门就不及北京四合院的内涵来得丰满厚实；
   
2、石库门在建筑学的意义上只局限于上海，全国人民都不知道，石库门文化只是上海人的自拉自唱，自娱其乐，好像有自作多情的意思；
   
3、尤其谈到石库门在政治上总显得暗淡，总是一种殖民地背景的产物，不很光彩。
   
我在好几次研讨会上都听到过如此的说法，文化红人易中天的《读城记》中更对石库门文化有过酸冷的评价。以他的名气，也导致一些热衷于石库门文化研讨的人士总有一种心理的黯淡。有人说过，石库门在政治上并不那么光彩，总有些站不直的感觉。
   
我不是石库门研究专家，因为田子坊发展的原因，参加过一些讨论。但我认为上海石库门最大的价值既不是建筑学意义上的，也不是民俗学方面的，恰恰就是在政治学意义上的标志。执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快60年的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于石库门中，发展在石库门中。
   
中共在历史上一共在上海开过三次代表大会，都是在石库门中开的，分别是一大、二大、四大，中间的三大是在武汉开的。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卢湾区兴业路、黄陂南路口的石库门中召开，时属法租界。中共在石库门中诞生。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静安区成都北路的辅德里召开，也是石库门，时属英租界。二大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就是说，《党章》是在石库门中产生的。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虹口区东宝兴路的一幢石库门里召开。“四大”确定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准备了大革命时期的到来。
   
目前，一大、二大的旧址都保护得很好，已成为著名的红色展馆，对游客开放。“中共四大”的原建筑已在日本侵华战争时被毁，虹口区正考虑在原址恢复原样，以供后人景仰。
   
决定中国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三次重要会议都是在石库门中召开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和《党章》是在石库门中诞生的，中国的命运就是在是石库门中开始转折的，石库门的政治学标志已经彰显。延安的窑洞因其政治学意义而闻名天下，石库门的政治学意义难道会逊于延安的窑洞？道理不辩自明，是我们自己没有认真去挖掘、去总结。
   
事实上，中共早期的活动都与石库门有关。居住不用说，早期的革命家基本都住在石库门里。一大会址就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二大会址就是一大、二大代表李达的家。除了参加一大，毛泽东在1924年奉命参加国民党执行总部工作时也住在茂名北路上甲秀里的石库门里，那是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家。连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也是在黄陂南路上的石库门里印刷出来的。
   
这样的钩沉和铺排，石库门的历史文化意义也自然厚重起来，显然已超过中国任何一种建筑形态了。
   
我认为，石库门建筑的中西合璧，并不完全是建筑学意义上的一种选择或调和，它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上海社会经济的实在。它像一种社会的“等离子体”，代表“三座大山”的人不会生活在石库门里，完全贫穷、没有文化的劳工阶层也不会生活在石库门里。石库门是生意人、文化人、高级职员的天下，也正是这些人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早期传播，能够唤起工农奋起反帝反封建的。
   
而租界的政治环境又相对于华界宽松些，譬如，共产国际的代表在租界活动不会怎么显眼的，如在华界则很可能就会暴露。“中共一大”中途改去浙江嘉兴开，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跟着去，就是因为华界洋人少，他们去容易暴露的缘故。而租界里活跃的文化氛围也是当时新思想扩展的重要条件，石库门就是合适的社会载体。
   
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在中共党史的篇首，一定有大量的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客观描述；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也花了大量篇幅和空间来陈述当年的国运衰、民族耻，目的就是引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石库门正好承载和刻录了那样一段历史，襁褓期的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在石库门里召开，应该是石库门最大的荣耀和底气。历史，无法回避；历史，必须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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