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师陈苏生和师公祝味菊合著的《伤寒责难》一书，是近代中国重要的中医理论著作。在思想方法，学术架构和论理角度诸方面都别树一帜，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医学界里颇有影响，恩师亦以此书和自己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成就，奠定了自己在中医学术界的地位，成为一代名医。
   
解放后，因当时北京刚建都不久，医学方面的力量稍逊南京和上海，卫生部从上海抽调了秦伯未、章次公和陈苏生三位名医进京，除参与中央医疗小组工作之外，秦伯未先生担任北京中医学院院长，恩师陈苏生担任刚成立的国家中医研究院的编审，章次公先生则是专职的临床大夫。三位名医，直到我在八十年代离开医学界的时候，名气还如雷贯耳。
   
恩师在八十年代初，为了呼应推动改革开放，将《伤寒责难》的手稿，连同他个人的全部积蓄二万多元捐给市某部门，用以发展中医事业。但谁能想到，这部珍贵的手稿，竟然被狗吃了！不知被谁偷去卖给德国人了，成了德国队收藏品，荒唐而匪夷所思。如此不肖子孙，当天打雷劈才是。
   
事情是偶然被发现的，恩师捐赠以后，家人是不会再去过问下落的。但是国家某部门，最近想要征集《伤寒责难》的原稿了，寻问到恩师家属，听说已经捐赠给国家了，再去那个部门寻找，还是不见。好在负责人没有放弃，千方百计，最后居然在万里之外的德国，发现了恩师的手稿，悲哉喜哉。听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积极设法洽谈，准备把恩师的手稿给买回来，就静候消息了。
   
恩师辞世后，他的旧宅被拆迁了，当时我们留下的拷机号也失效了，加上我在商场搏击，已和恩师的家人失去联系很久了。不久前，一位好心的博友正巧看到我纪念恩师的文章，告诉了他正好认识的明华师姐。他们几兄妹也正想找我，通了电话后，七十二岁的师兄和两个六十多岁的师姐就一起来看我了。当年恩师和师母最喜欢的学生是我，恩师在感情上一直偏重我这个开山门弟子，师兄师姐们都是知道的。久别重逢，我感觉十分温暖，然后就知道了这件恼人的事情。所以我对最近发生的那些相关于捐赠的风波，特别地愤慨！
   
恩师这一辈子，襟怀坦白，虽然曾被错划为右派，对党和国家从无怨言。退休以后，还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捐献出来，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光明磊落的一生。正是社会开始“向钱看”，崇尚“万元户的时候，恩师却将自己积蓄的二万多元全部交给了国家，这种高风亮节，就是在党员干部中也是罕见的。何况恩师的家庭并不富有，一个医生，有七个子女，当过右派，经过“文革”的浩劫，这二万多元，意味着什么啊！那是他的信仰！我对师兄和世姐说，等我把甲秀的事业上一台阶，把自己的文字再练得好一些，我一定要为恩师写一本传记。
   
和恩师的气节相比，受赠单位披着国家外衣，拿了钱却不把手稿当回事，真的不是人。当然这和故宫的文物丢失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不知我们那些吃公家饭的单位如今到底怎么啦？恩师生前是农工民主党市委直属支部党员，我准备向他的组织上反映一下，尽快促进有关部门把他的手稿追回来，而且应该问责那家单位，尽管当年管这事的人如今都退休了。有可能的话，找出那个梁上君子来，他妈的！
     
用微信扫一扫，或复制链接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