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定是“八字”中的哪一个密码不对，我和复旦大学老是擦肩而过，一生中竟然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3年我中学毕业时，当时不再是“一片红”地去农村插队落户了，面向的菜单开始丰富。就务农而言，可分外农、上农和投亲插队；务工可分上工和外工；还有读书，有师训班、技训班和医训班，以技训最佳，师训次之、医训最差。这一年毕业，还有上大学的，而且是进复旦大学学外语，我们东风中学有三个名额。
   
还在“文革”中，大学只招工、农、兵学员。那年刚开始从中学直招，可能是学外语要年青的吧？说是为了世界革命，试点从中学生招外语大学生。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全年级十三个班级，老师们公认我的综合学力第一，于是就顺利成章地成为三个幸运儿之一。复旦大学专门来学校面试，简单地说几句话就通过了。
   
我就这样成为大学生了？而且是复旦大学？事情太好了，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劲。按当时条件，如果我不是这样进复旦，按分配档次，应该去上海郊县农场务农。
   
等待中的一天，母亲阴沉着脸回家，大姑妈从居委会听来的消息，说我去复旦大学读外语的事吹了。居委会通不过政审，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搞世界革命应该派工人阶级的子女去。于是我班的另一个男生就撞运了，本来轮不上他的，年级里的好学生多了去了，既然名额已经锁定我班，就由他顶了，我的第一次复旦梦破。
   
第二次是1986年，我在84年进机关之前，对领导有过请求，希望以后能给我继续读书的机会。正好我自己管干部教育，信息不少。1985年，中央党校招考研究生，我想报名，区委书记不允，让我全心干工作。1986年，市委组织部委托复旦大学办研究生班，还是免考的，给了我一个名额，心想市委组织部给的名额，总得让我去吧？结果区委还是不放，名额浪费了，我第二次与复旦大学失之交臂。
   
第三次是1987年，我正从华东师大的政治学毕业，正巧复旦、同济、交大、华师大联合招成人研究生，这是在国家教委备案的准MBA班，入学考的试卷还得交国家教委备案。我再次请求报考，由于在前两次未获批准后我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快，照样勤快工作，区委书记有些被打动了。问我：“你真的这么想读书吗”？我说：“是的。”他沉思一会儿说：“去吧”！
   
然而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施耀兴来劝说我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考研？”
   
我说“没有理由，只是小时候有这样的想法，今天有机会就要去实现”。
   
他对我说：“请你三思，如果去考，升职是没机会了”。当时我在官场的风头正劲，也和他很熟悉，明白他的话外音，但没听他的话。我很书生气地对他说：
   
“职务可以不升，书不可以不读。升职的机会以后有的是，读书过了年龄就再也读不进了。”他听了哑然。
   
这样的语气，肯定会开罪这位顶头的处长大人，我要再提一级，是要他点头的。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被提过，88年后我在组织部以副代正，主持工作达三年，市委组织部就是不同意我扶正。现在想想，其实责任在我，冲撞顶头上司，轻狂得可以，自己埋单吧。
   
当时我不了解，以后读书的机会还多的是，而且官越大还越容易些，何必急吼吼地和领导摊牌呢？没经验，不过老施也太那个了，我们两关系一直不错的，何必为我要读书而纠结呢？以后他到虹口任副区长，也是因为祸从口出，看来没必要过多计较下属言论的，罢了。
   
好不容易报上了名，考复旦大学行政管理。在同济复习三个月，那是次艰难的跋涉，每次自行车往返，工作学习两不误。艰难地通过了笔试，已经看见复旦大学的屋顶了。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的领导来找我，说：考复旦的有26人通过笔试，考同济的只有5人通过，他们决定从复旦调剂3人去同济，我是其中之一，另两位是施德容和沙海林。
   
谁都知道复旦和同济的区别，他俩问我咋办？我说：“只能去同济了，总不见得敬酒不吃吃罚酒吧？复旦的面试还没开始呢，不服从组织安排，可能连书都读不成。”就这样，我考进了复旦，却成了同济的研究生，第三次与复旦大学擦肩而过。
   
命中似乎与复旦无缘？每次机会都这样近，却又溜走了，不由得人不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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