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采访了整整一下午，让我说说“田子坊”之“丑小鸭”时期的秘闻。本该请老郑说的，他去香港当外公了，正天伦乐得不思蜀呢。梅森又不愿受访，他是实际运营者，怕与政府争锋。
于是，当年的“田子坊三人组”，就只剩下我可以对记者说了。
梅森告诉记者，我是田子坊的创始人之一。马上更正我不是，准确地说：我是泰康路文化街开发的提议者，提出过未来要向弄堂里渗透发展。但是具体搞“田子坊”，是老郑和梅森俩的努力，老郑是领导者和支持者，梅森是执行者和开拓者。
老郑是街道领导，采纳了我的开发提议，且在后来接受了我的推荐，让梅森接受操盘项目。在田子坊的开发过程中，我的作用是顾问，包括危机处理，还是老郑和梅森之间的纽带。
田子坊的故事，可以分成两段。前田子坊时期，大约在98到02年间，梅森首先是义工，然后接受老郑和街道的委托，实体运营第一波弄堂工厂改造。
当项目过渡到田子坊时，即02、03年，梅森的运营相对独立起来。当然老郑始终是领导，即使后来离开了街道，依然全心全意在田子坊中。他们俩的目标和理念高度一致，工作也就如出一辙了。
相对独立运营，就是老郑的决策。因为这样的项目，政府无法直接运营，老郑已经试过了，所以才让梅森风险喝利益均沾，发挥企业主体在田子坊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弄堂里那些最早的公共设施，都是梅森投资做的。
这一招神灵，梅森不再是义工和跟班，不需要跟街道很多人沟通了，以企业主体对政府负责，是甲方乙方关系。梅森和老郑如影随形，出力出钱，无怨无悔。在最关键的几个环节，请来了三个至关重要的高人。
第一个是油画大师陈逸飞先生，是梅森的朋友，他来田子坊踏勘后，告诉梅森，项目是可以做的。他说这是一块好地方，并应邀率先入驻开了工作室。
第二个是国画大师黄永玉先生，梅森的忘年交，也来田子坊踏勘，然后告诉梅森，项目应该这样做的。他给梅森一个锦囊，悄悄告诉：史书上最早出现的画家叫“田子方”，加一个提土旁，就是弄堂名称“田子坊”了。
第三个是领导人、经济学家厉无畏，是我的朋友，请来为田子坊的发展把脉，因为当时已有争议。历领导的法眼看出，这样的业态类似西方的“创意产业”，是一种雏形。他写的报告惊动了高层，流传于国内。
那是2002年。所以，田子坊是中国创意产业之源。
三个高人，我们“三人组”都一起见面，一起吃的饭。老郑当领导是高手，知道如何发挥梅森的积极性，还一直拉着我当义工。在他离开街道后，还坚持“越界”领导“田子坊”，执着得令人敬佩！
他去科委当一把手了，梅森在田子坊建立了第一家“知识产权保护联盟”，老郑又名正言顺地回田子坊作业了，还派了个科长专题联络，田子坊就是他的宝贝。
梅森一直在努力，他和老郑把我提出的“街巷经济”，演绎得如诗如画；我则把他俩策划的“三个不变”，提升到城市“软改造”的高度，被收录为政府用语。
老郑的坚持至关重要，田子坊的发展，历经坎坷，屡遭危机。没有他的坚决抗命拒拆，现在肯定不会有田子坊了。创意产业源的缘起，本就为了给田子坊找些理由不要拆，才想着请历领导做文章的。
因为这次采访不说旧建筑保护，只及创意产业，所以我就不讲同济大学的功劳了。其实，老郑之后一直念着我的那些点子，也主要是保护田子坊的。
就创意产业来说，老郑和梅森互动，梅森操盘全局运营和推进，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两个的关系很简单，如果没有梅森，老郑将难为无米之炊；但是没有老郑，梅森也是无本之木。
以上是那天的采访提纲，我力求还原事实，清晰人物。之前写过《老郑和他的田子坊》，是笼统写的，老郑说：那篇文章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田子坊的权威素材。其实就亮个底，避免以讹传讹。
这次则分开来剖析了，让人物有个定位，有些没有厘清的说法，也借此稍许规范。
上海的创意产业发展将近十年，官方整合各路英豪，想正本清源，发挥好“正能量”。我虽界外人，但田子坊一开始的这些事，还真的只有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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