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起不经意中的“钓鱼执法”牵动着太多人的神经的时候，舆论无形中形成了一块底板：“钓鱼”总是基于“黑车”泛滥而出现的“不规范执法”。
就是没有人问过“黑车”是怎么来的？整治者一肚子的冤枉，“黑车要不要整治？”“取证难”怎么办？振振有词，满腹怨愤，好像舆论存心和他们过不去。听说还有一个官网专题在征询民意，“黑车要不要整治？”让人真的摸不着头脑了。
“黑车”之所以称“黑”，总是社会的负面存在，是健康社会在发展中出现的一种不健康或者亚健康的赘生物。不用征询，“黑车”是一定要整治的。不过，我们好像都犯了一个迷糊，“黑车”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所以，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
我们社会中的“黑车”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我们社会里固有的吗？不是！撇开城市快速发展的因素，这么多的“黑车”恰恰是我们政府的有关管理和执法部门长期的责任或能力缺失或行政不作为造成的。
“黑车”是需要有生存条件的，大概有这几项：
1、城市化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而公共交通建设暂时跟不上的客观因素，这其中当然有客观条件上的跟不上或主观上考虑不周和不努力等因素。
2、家庭轿车的发展，汽车是构成“黑车”的主体条件。还有城市就业困难，有一部分人想以此谋生或者收回购车成本的主观要求。
3、客观存在的社会乘车要求。
4、政府最初的宽容，以及以后的治理不当，即依赖运动式的治理，没有及时采用正确的长效管理机制。抓一下，松一阵。官方说：“黑车”屡禁不止，说明“查禁”是“屡”而不是“长”。为什么市区内就没有“黑车”呢？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5、对社会问题的“钓鱼执法”，客观上是执法者的一种“示弱”。即证明当地政府已没有有效的手段去应对这些问题，只能出此下策。
但是由于“钓钩”的平民身份，对真正的“黑车”的威慑作用是有限的。所以结果是“黑车”越治越多，而“钓钩”为了获取利益只能把眼光转向原本不是“黑车”的车主，以牺牲道德和政府公信力的代价获取小利，而已经官僚主义的政府机构正好坐享其成，利益一致。
这样的结果就是：整治“黑车”的成绩很大，而“黑车”依然猖獗。因为好多“黑车”已经有了免疫力或耐药性，而且还有不少原来不是“黑车”的社会车辆充当了真正“黑车”的避雷针。
殊不知，任何偏离正轨的执法总会有最后一根稻草的，“张军事件”就是。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一杆秤，在执法者已经麻木时，老百姓还是敏感的。谁都知道一个年薪20万、开福特车的人是不可能去赚10元钱的，官方越描越黑。
要说这次浦东的执法局的“调查”，态度之消极，行为之草率也真是可以了。市政府已经高调开查了，他们居然看不懂；社会舆论已经到了这样的激愤程度，哪怕是不明真相，他们居然还敢“草草交卷”，真的令人啼笑皆非。靠这样的人去整治“黑车”，只怕就是越整越多的。今天的情况，或许就是这样所致。
有意思的是，整整几个区的执法都盛行了一阵的“钓鱼”，都是因为“取证难”。其中就没有官员意识到“钓鱼执法”本是不合法、不道德的。他们也就是在“张军事件”曝光以后才慢慢地集体意识到“钓鱼”是不光彩的，于是集体否认。但在之前的执法判例中，“乘客”的“录音”可是指证“黑车”的主要的证据。现在没有执法部门敢于承认有乘客的“录音”了，他们已经“虚”了。
于是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靠这样一批集体不懂法的执法人员去执法，“黑车”怎么少得了呢？
“以罚代管”，一向是城市管理中的顽疾。那些不依法办事的执法部门，不懂得调查研究，去掌握“黑车”的起因和活动规律。不发动群众，不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而是一抓了之，一罚了之。甚至雇佣“社会闲杂人员”去辅助“执法”，把以谋利为目的、有“抢劫”嫌疑的社会闲杂人员标榜成“社会正义人士”。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终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根本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平常的不作为导致的临时乱作为。
本来，关于上海的话题就容易被全国兴奋，不明不白的议论铺天盖地，有时也让多数上海人挺郁闷的。但关于“钓鱼执法”的问题引出的议论，我们却是很坦然，因为这是明明白白的荒唐事和不道德事，我们上海人都觉得丢脸的，都批评得很认真。
“黑车”在本质上就是当地政府疏于管理的产物，叫不得冤枉的，也不好意思叫的。用“钓鱼执法”去整治，就是错上加错。在上海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件政府行为是如此遭到社会的普遍质疑的。有关方面，还醒不过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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