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出发时，我对老鲍说：我俩一起去北京，这是第二次了。老鲍亦感慨，人生白驹过隙，转眼我们都已是老头了。
上一次去是在1990年初，北风凌厉的冬天，郁郁寡欢的我俩，找个机会去北京学习了。
那时处级还只能坐火车，全国人民还以上海货为荣，我们不约而同穿了牛仔裤。当时正经人是不穿牛仔裤的，同车的北方人都警惕我俩，直到半夜里，列车上呼唤医生帮忙，我去帮了忙，几个旅客才算释怀。
上课基本打瞌睡，因为两个人一个房间，晚上我们神聊到黎明。休息时我们到处乱串，吃老北京的涮羊肉，去老鲍同学家喝酒躺沙发地板，到附近机关学习兼食堂蹭饭。
周日休息，我探询地问老鲍：“我想去看看老同事万老师，原来我学校的会计，退休后到北京任四通公司的总审计师，他儿子在那场风波里惹了大事，家里可能被监控，你想不想一起去？”
老鲍没有犹豫：“干吗不去？不就陪你看个老同事吗？”文人老鲍，有一种汉子的豪迈。
事先备好了地址，坐公交钻胡同，我敲响了万老师家的门。他们惊呆了，原本相互几无交往的我们，在这个时候造访，一向小心谨慎的老万激动了：“你们怎么来了？我们现在可是黑人啊！”
我们嘻嘻哈哈：“怎么会是黑人呢？您就是我前辈和同事，何况您儿子的事还没有结论，即使不好，与父母也没有关系。知道你们的心情黯淡，就是想来看看。”
中午万老师请我们吃饭，到附近的小饭馆里，带了一瓶古井贡酒。他说：“我们老了，不会喝酒，你们两个自便。”
客气就是见外，老胃病的老鲍，心情好时酒量比我好，一瓶白酒他6两，我4两。
酒后和老鲍一起逛长安街，王府井百货，一姐们正在叫卖便宜的皮夹克，遂一人买了一件。回上海后才知道，那是用马革做的，各自都送了人。
回家的时候，老鲍勇敢地对我说：“就坐飞机回去，我们辛苦了这么多年，坐飞机不算过分。”果然没有人说话，领导照批报销。
那是我第二次坐飞机，第一次是88年，随市委组织部去成都、重庆、武汉考察，飞机去，坐船回。
24年过去，往事依然历历，我们都记得那个阴冷的冬天。很久没联系了，万老师还健在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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