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红红火火的，热闹了一阵子，心情突然有了些空落，无端地泛出些悲凉来。并未发生过什么事，一阵亢奋之后，情绪总会有些调整，紧张一旦松弛，低落也是难免的。人的心情，原本像一条曲线，而不会是一条平线的。所以有多少正值，也应该会有多少负值。心情开朗，则负值基本可被忽略，或者被压缩了；不悦之时，负值便会闪出警告。
于是，自己就要调整了。这两天，脑子里想到的居然都是“难”字，创业难，创造难。平素不觉得的，在突然之间集合了。是不是，一场大战即将来临？或者，天理常在大事之前苦人心志，将军常在胜利前透支焦虑？从来都是见难不难的心情，也习惯在困难中孑然独行。至今的生涯里，已发生过许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遇，所以常在困境中给我启迪和信心：坚持，就有机会。
曾经读书难，三过复旦而不被取，应该伤透心了，但我没有。1977年恢复高考时，念着为父母分挑生活的担子，又好不容易留在上海工作，按捺住了驿动的心，老老实实地去谋生了。心里却是保留着未去实践的渴望，偷偷地把报纸上公布的高考题做了。自己宽慰自己，原本是可以考进名牌大学的，一做就是几年。
读书难不是因为书难读，主要表现在自己无法去把握机会，听任命运摆布。除了三过复旦，高考没去考，还有报考中医学院师资班但是报名处不让报名，报考中医学院研究生但意外不录取。就是最后考进同济研究生的那一次，准考证还是临考前三天才给的，说是我的本科文凭尚未拿到，不算已毕业，不能考研，急得我临考前还在到处奔走。
之后我还失去过三次出国留学机会，两次是英国伊丽莎白皇家奖学金，前一次是区里的一个名额，领导保送去英国读硕，1989年在区里处一级层面上，英语算我最好。不料在临报到前，名额被市里的一名干部占去了，领导再做我的工作别去，我只能望“洋”兴叹。后一次，英国皇家奖学金的名额落在同济，同济管院的领导知道我前一次的遭遇后就把名额给了我，但要考试的。英语我自然考不过应届生，仍没去成。问题是，这两次都是事先通过政审的。填了许多表格，声响很大，周边都认为我已经去了，然而没去。
同济的老师们真的很好，决定从学院的交流学者名额里匀一个给我，让我去德国留学。但因我是委托培养生，需单位同意，单位就是不同意，要我全身心工作。好歹说通了领导，东西德国又合并了，德方暂停了中德文化交流，我只能再度望洋兴叹。
最后一次关于读书的抱憾，是93年的读博未成。好不容易成为沈荣芳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因意外而未报到。无奈是招办的个别人作梗，尽管以后区委给我出了证明，管院和导师又坚决要我，我的学习生涯是在遗憾中结束。
那次考博，我鼓动同学们一起考，有两个同学随我考了，最后他们都成了博士，我却不是。后来学校让我复学过，我却不想去了，因为年龄大了，英语已丢，而且事业正酣。读书原是读给自己看的，什么“士”并不重要。
一直认为，生最重要的能力是抗击打，练拳击，先得挨打；练格斗，先练摔倒。创业难，创造难，自己选择的道路，再难也当不难。连出门旅行都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的，何况是白手起家地去办企业，何况是想创造出一种产业来，创造出基础的发明产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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