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是国家的动脉，可惜动脉里流的不全是道德的血液，一个不道德的“血栓”导致了动脉的破裂，酿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惨案，也引发了一场信用危机。危机处理，一向需要信用作为本钱的，需要道德的血液润滑。可是善后的瑕疵有点多了，信用如果不够用，伤口就有可能受到感染，不得不使人胡思乱想，主管事情的是否有过周密的思考？或者对处理方案做过认真的评估？
世界上哪一个概念的信用最大？我以为是母亲，然后才是国家和宗教。当然，如果对一位虔诚的教徒来说，可能宗教是第一位的。不同的主体和视角，对信用的理解和评估是不一样的，比较复杂。就说国家，具体是由政府运作的，但政府的信用经常浮动，不很稳定，不过它在银行面前的信用却最强势的；有趣的是，银行在政府的面前信用就不行，需要层层进行监管；但是对于民众来说，一般概念上，银行的信用要好于政府，尽管整个银行系统只是政府的一个子系统，但和民众的关系比较简单。
那么民众的信用呢？在我国，民众和银行之间的信用完全不对等，虽然民众相信银行，但银行肯定是不相信民众的。不过民众并不就此没有信用，在政府面前，民众的信用依然很高，不仅在名称上有“人民”二字，政府更以自己来自民众，受到民众的拥戴为合法依据。不管具体的官员如何摆架子，甚至草菅人命，整体概念的政府还是以整体概念的人民为重的，这是根本。
但这样一说，政府，民众和银行之间在信用上就形成了三角循环关系：政府相信民众甚于相信银行；银行相信政府甚于相信民众；民众相信银行甚于相信政府。所以政府的领导们一直在以“取信于民”为要务，民众则要注意自己对于银行的信誉度，银行则要认真处理好自己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要想明白这样的关系不容易，想了好几天才明白过来。因为民众本来不需要去想的，只要选出自己的代表让他们想明白就是了；而在事实上，当家的领导一直是明白的，更不需要我们去想。只是生活是具体的，官员也是具体的，具体的官员在具体的事件中常常会在处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犯糊涂，容易在原则上承认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而在具体上还是习惯于为民作主。如在“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善后处理中的一些被动做法，就像事故的原因一样让人匪夷所思，那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想了，一想就想出这三角关系来。
伸直腰做了几个深呼吸，觉得那批人根本没有认真学习过胡总的“七一”讲话，“四个危险”，“四个考验”说得多好啊！关于民心的那段阐述多精辟啊！几乎就是对这起事故的预警，但是他们介意吗？从他们对事故的善后处理中，哪里看得出有什么危险感？经受住了多少考验？本来坏事是有机会变成好事的，温州人的忘我救援可以感动中国，但是口头上说“救人第一”，实际操作的“抢通为先”的不当善后，把民众本来已有些不够的信任再度透支了。
对于任何事故真相的追寻，从来就是一个博弈的命题，不会有人傻到不论什么都一五一十地向公众摊底，但明知瞒不过的非要隐瞒也不聪明，这里肯定得做一个评估。有把握控制的坚决控制，没有把握的干脆如实摊牌，还可以赢取信用。又霸王硬上弓，又作鸵鸟状的肯定不可取，真相在想象中可以被放大，谣传特警队长被处分就是一例。要想隐瞒无法瞒住的真相，谣言就会在逻辑的支持下成立，并且在期待的猜测中被引出。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真相肯定是瞒不住的，最多是那个已经死去的司机多担点，但也担不了多少，因为安全是一个系统，没有司机车也该停的。即使后来说司机关闭了些什么，在车头已经被过早拆解的情况下，司机依然是没有责任的，谁拆的车头谁担责。暂时铁路方面“道德的血液”有点少，没有足够的信用让民众信任他们的解释。
事故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在现在的社会肯定是瞒不住的，所以肯定得相信官方的公布数字。这么多的环节，有这么多的人参与，乘动车又是实名制，信息渠道又畅通，如最后有家属发现自己的亲人不在死亡名单上，有一个就会毁了全部诚信。这种冷撞击的车祸不是可以掩埋人的地震和矿难，不是可以毁灭痕迹的火灾和爆炸，也不是可以吞噬人的海啸、水灾和泥石流，即使人被撞得不成形了，还有DNA可以鉴定呢。所以说，这种事故是不可能存在“失踪者”的，除非说被外星人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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