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个中医老师（二）

1979年，我已经工作了几年，但依然寒窗发愤自学，还出了点小名。

那年我在市级专业统考中夺魁，又替校领导治好了疑难杂症。恰逢全国工作中心转移，我因为发奋自学小有成就，被评为区先进和市教育界的先进工作者。

同一年，73岁的中医名宿，医界泰斗陈苏生先生退休回沪，我有幸拜在他的门下。

1949年以后，中央从上海抽调三位名中医进京，先生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国家中医研究院的开院元老和我们所谓的御医的那种。

先生因为得食道癌才可以回来的，否则不让退休。

然则幸运，他回上海后确诊，其食道病灶就是“食道xi室”，不是癌症。

知道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沪，区卫生局与二医大附属瑞金医院都争相邀请他当顾问。

先生决定回区里，当年他就在本区淮海路开业，被中央直接调走了。现到区中心医院当顾问，是叶落归根。

区里承诺给他的条件中，包括为他配一个徒弟。

幸运儿是我，我因正好出了点小名，卫生局就顺理成章推荐给了先生。

我卫校老师的身份和工作量不变，每周分出五个半天跟老师，约等于当研究生。

确认收徒之后，我每周一个半天去老师家，接受他的单兵教练；四个半天跟他看门诊，也是单兵带教。

老师治学严谨，涉猎广阔，辩才无碍，为人刚正不阿，带徒也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每周授课，他都一本正经，端坐在书桌前等我。然后民国旧闻，北京当御医的秘闻，医学心得，失败案例，古法秘要，理论创新，中西医结合探索。授教海阔天空，无所不及。

那时候，中华医学会常请他去做讲座，他都带着我，他讲我写板书。

老师的朋友，都是上海中医界顶级大咖，三甲医院的中医老大。

他们每月有一次“神仙会”，上海各大饭店轮着吃饭，AA制付钱。老师带我去过几次，让我开眼界，吃饭的份子钱都是他付的。

那段时间，我春风得意，在学术上突飞猛进，几年中在国家和地方中医杂志上发表了八篇论文。

老师教徒极其严格，我写的论文，不允许挂上他的名字发表，他也不写推荐信。他说各家杂志的编辑都认识他，他若推荐，很容易就发表了，但那对我不好。

他让我凭自己实力发表论文，通过他法眼的稿子，多数要退稿后在转投五六家，才找到一家愿意发的杂志。

那时我正年轻，裘马轻狂的时候也有。有一篇论文，因为之前思考和酝酿很成熟了，落笔一挥而就，顺手写下“三小时完成”。

老师审完稿，在稿纸上留下两行字：“你三小时写完，我花了三天时间看完。”这让我很难为情，有点轻飘飘了，马上打住，再修改一遍。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5年，师徒间没有任何虚头巴脑，老师的单独上课，始终如第一天。

那一代人对于组织，都坚信不二，我是区里配给他的徒弟，他认真负责带教。先生的女儿也是中医，但从没有和我一起听过课，没有和我一起跟老师看过门诊。

后来我改行了，老师主要是带女儿了，那是后话。

而事实上，老师也早就把我当小儿子看了，他的几个儿子都说，父亲花在我身上的时间，不知要比他们要多多少倍了。

时代真的特殊，就因为我在医学上大有进步，反而当不成医生了。

1984年，全国搞“远后方，低起点”，区里调我进机关。

我原本不想从政，但这时候我的儿子出生，我正在为没人带孩子而犯愁，听说区机关有哺乳室可以照顾，遂欣然从命。

心里最舍不得的是陈苏生老师和我的医学生涯，征求了老师意见。老师崇尚自由，赞成我脱下白大衣从政，于是我就改弦更张，去那个陌生地冲浪了。

跟陈老师的那几年，感觉就是他家的一份子，后来先生也说，他早就把我当小儿子了。就是那段时间，我与之前的俩老师的联络，肯定不多。

1996年，我彻底脱离了组织，陈老师也在三年后谢世。随后，我再度与第二位老师走得近了。

之前我写过的，主任因为相信我，在2000年拿出全部积蓄共100万买了两套三室一厅，现在房价涨了20倍。

主任辞世前一段日子，师母让我多陪陪他说说话，去外面吃吃饭，我都照办了，就是没能如他的愿，叫他一声“爸爸”。师母提起过，我很难从命。

现今就只剩下班主任了，当年的青年中医，现在也到了耄耋高年，我则重新回归了当年的徒儿身，他家有点啥事，多数要与我商量着办了。

中医的特殊性，现在的外界人很难理解，其实就像武术世家，这里我简单诠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