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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就一栋三层楼的房子，那栋房子也够大的，原来应该是所公馆了，在那里上班，身上会沾那么一点洋气的。房子有中厅，底层是后勤组，大教室（可容纳60到70人）、实验室和解剖室各一间；二层楼朝南的三间大房是教室，每班可以容纳30个学生，然后还有教导处，值班室和两个教师办公室，加上我那间小小的团总支兼学生科办公室；三楼朝南的三大间是两间教室（一间后来改为护理示教室），一间图书室，朝西的那一间是楼长和党支部办公室。
   
那栋房子还真结实，全部木结构，楼梯和扶手就是原来的样子，几十年没有动过。后来几百个学生整天上上下下的，楼梯的面板虽有磨损，也不曾更换。屋面好像也不漏雨，房门好像还是老的，遗留着近代的风格，只是油漆已经斑驳，后来肯定重新刷过，又斑驳了几层，有些苍老感。
   
我在那栋房子里呆了8年，1年的学生期加上7年教师生涯。人生踏上社会的第一站，记忆肯定都与青春有关。一起见面的几个老同事都是以后分配来的，但是在学校里呆的时间都比我久。那天，我们都深情地回忆起在那栋房子里渡过的岁月和火花。他们几个就更加了，除了王兄是外地调回来的，其余都是从那栋房子踏进社会、走进生活的。他们后来在那栋房子里恋爱、结婚，正好两对。好像那就是一栋爱巢，学校的同事中，在那里开始恋爱并成正果的一共有6对，产量奇高。
   
那天，我们都深深地叹息过，这么好的一栋楼，怎么后来就给拆了？我一直在念着学校里同学们年轻的笑脸和动感的笑声，念着校门口那颗冠盖如云的大香樟树，念着自己亲手种下的桑树和楝树，以及自己开荒种植的那一片小小的“百草园”。一切早就没有了，现在矗立的是上海城市酒店公寓，一张陌生而高贵的脸。
   
我们自己也陌生了，当年还是个大男孩的小郁，如今早已成为一所高中的校长了。当年我是一个青年医生，绕了一大圈路，现在是商人。生活回看才有趣，但记忆往往只能成浮云。
   
其实我们几个人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当年我们卫校的医学业务教师全是从医院里抽调或者本校毕业留校的，普通课教师原来都是从中学里借调的，恢复高考后，就陆续分配来一些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分别教外语，物理和化学等。两个男同事和我处得深一些，王兄是我在上海交大当医生的张同学的邻居，小郁是学校里唯一年龄比我小的男教师，我又负责全校和教师的团工作，学校领导有让他在未来接我这一摊工作的想法，我们之间肯定会走得近些，我本想在1985年再次去考研的，深造中医。
   
事不从人愿，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很快，1984年暑假里的一天，区委组织部领导托团区委的一名干部通知我，7月12日去组织部谈话，然后7月16日我就去卢湾区团委报到了，没有机会和学校里的同事们告别，甚至连工作都没有移交过，区委的调令如山。至今我才刚刚想到，在27年前，那个暑假过后，学校的同事们在秋季开学时没有见着我，话题该有哪些？
   
学校里的建筑物还有一排简屋，那是大礼堂，兼学校的餐厅，大礼堂的尾端是厨房，墙上有一块小黑板，写着每天吃的菜式，因为没有隔热层，大礼堂是冬冷夏热的。当年我常常在那里看书，因为安静，没有纷扰。正是读书年代，我求知若渴时期，读书环境不好，安静的大礼堂就成了我的大书屋了。
   
职场最初的记忆总是清晰的，我最初坐在二楼的那间办公室里，叫“二办”，几个教中医的都在一起，其它几个是教普通课如化学和语文的。后来搬到三楼东边的那间办公室，叫“三办”，以后那里改成护理示教室了，“三办”就搬到二楼教导处的边上的储藏室，名字依然叫“三办”。再后我搬进了那个朝北小单间，有了自己的小天地。85年我考华师大政教系本科时，还是回到小天地里复习的，当时已经到区委组织部工作了。
   
几个老同事相逢，热血沸腾。27年了，当年的青年，如今都已经知天命了。王兄去欧洲工作过几年回来，郁校长一家正其乐融融。社会的发展，使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安逸，临别时相约写一些关于当年陕西南路3号的文字，现在连卢湾区也再见了。
   
就写那栋房子吧，据说那是一栋英国人留下来的房子，后来成了力进中学的一栋教学楼，1976年调拨给卢湾卫校。我们从合肥路369号搬来，原处给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造新楼用了。但是二十年后还是动迁了，九十年代中期，那座苍老而结实的英式公馆楼被拆，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和资料。活着，对于一栋楼同样有意义，如果当年不拆，今日的它也该焕然一新了，和路对面的马勒别墅交相辉映，肯定是个神秘的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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