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一本小说,抬眼窗外的夜空,抚卷长思。世博园和卢浦大桥的彩灯还在远处不知疲倦地闪烁着,欢乐着上海之夜的激情和动感。那一切很快就会成为过去,世博已经没有几天时间了,那里的未来并不清晰,但一觉以后,朝阳又会从东方升起。我思考的是作者在书的《后记》里提到的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一个人到底能够走多远?”
   
意义系于紧跟着的一段话:“‘远’和‘近’,这不仅仅是个距离问题,也不是里程数字和计算方法的问题,它的本质是个有关‘存在’的哲学命题,需要我们每个人直面人生的终极坐标来回答。”
   
当我看完这段话时,心里怦然热动起来,这好像也是我正在试图归纳出来的问题。一直朦朦胧胧,但已慢慢靠近我的生活的那个问号,其后面的话语就是这样的简单而直白。平常的生活中,这样去思考的人好像不多。现实生活中,我们比较多的是去思考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很少会去面对一个抽象的、接近于哲学概念的命题的。
   
然而,当生活中一个个具体目标实现以后,人的感性日益满足,理性却会空乏起来。看见前面有路,也意气风发地向前走去,却并不知道最后到底会走向哪里?并不知道在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还要向前走?其实,我已经实实在在地面对着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了。
   
一个人努力学习和工作,最早的动力就是责任,不光是养家,而是得把全家的生活水平带到一个新的高度。接着的就是荣誉了,类似光宗耀祖的意思总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一到这个时候,那个人的身边就会聚集起一批后续的人来,这批人开始要考虑承担起对于自己未来家庭的责任了。那个人的“存在”于是放大,被成倍地放大了,这样就走出去了好几步。
   
多数人走到荣誉这一阶段就要开始徘徊、调整自己了,各人的目标和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但一定有人会继续走下去的,这个时候,人的责任和荣誉就升华成了抱负,人生的轨迹也就与众不同了。这个作家大概就是这样设问自己的,小说名叫《大转折——决定中国命运的700天》,作者邓贤,是我喜欢的那类真正的作家。他写的书我都喜欢看,一看就停不下来。
   
作者在《后记》中慷慨地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对我来说,一个作家能够走多远?我认为这不是个写作数量问题,更不是生命年限和物质堆彻的问题。一个优秀作家,他生前必须活在写作里,死后活在作品里。舍此别无所求。
   
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生命长度。
   
我对自己说,你一直很努力,但是请你继续努力下去……”
   
说得太好了!这就是我看了以后觉得心胸热动的原因,把句中的名词替换一下,差不多就是我想对自己说的话了。就是自己想不出,看了以后才明白的,当然更加明白,那是一个著名作家的话,而自己则是一个毫无名气的商人。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可以去学习和借鉴,可以模仿着问自己:“我能够走多远?”
   
就在试着通过替换句中的名词去寻找自己的感觉的时候,我刚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概念的“商人”,而是一个“创新的商人”。我的快乐并不基于单纯的商业赢利,而恰恰想用商业赢利区证明自己创新的价值。于是,我也就由此找到了自己“能够走多远”的答案的方向。对我来说,差不多也就“生前必须活在创新里,死后活在创新的成果中。”
   
这就是一个进取者的生命长度。作家自励的话,正是我想对自己说的话。很多朋友,一直不明白我到底想要什么?我自己也一直不明白,只顾得向前走啊走。读了这本书,领悟了作家的心语,我才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一个名作家尚且要努力,一个无名小商人理当加倍奋发!
   
这是一本描写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延安“转战陕北”的纪实小说,历史的背景和梗概原已清楚,那许多细节却是一直被盖着的。可能是为了证明一种伟大,而不想说太多的悲壮和方便。设想一下,党中央机关都已一分为三了,形势是何等地危急?几乎就是破釜沉舟的决定了。当年在陕北的一年多奔波,困难不逊长征,当然也有方便处,就是我们的谍战占优,很多危险的避开和战机的捕捉,情报都来自敌方的心脏。这些细节,从前不为人知,大概是为了突出领袖的英明。其实在看了本书以后,我感觉领袖们那种坚韧不拔、绝地反击和未雨绸缪更加能够凸现伟人的伟岸,更加能够赢得我们后人的敬仰。
   
书中关于革命者和执政者的立场、处境和心态的不同,刻画得十分清晰,大概就有警示今人的用意。一个伟大的作家,一部伟大的作品,他们的灵魂肯定是离不开时代的,作家在《后记》里留下的心语,无疑就有了时代的抱负感了。而一个创新的商人,在正准备西去长安拓展的时候,读了那样一本好书,对于那一片蕴涵民族本元的黄土地,心里就多了一份向往和踏实;对于未来如何克服困难,思想上多了一份备案;对于西安环境和体制的熟悉,似乎有了一个向导。虽然无关政治,信念可以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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