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友“永新人”留贴，说到了“洗脑”和“文革”时的我们，都有联想了。很多机巧，的确可以从自己的经历中去体会和领悟。
   
乍想起来，“洗脑”好像很神秘，好好的西方青年，去国外沙漠训练一段时间就杀人不眨眼了，还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些人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洗脑”就是营销，是价值观的导入或植入模式。
   
参加过几次营销性酒会，朋友邀请去的，一二十人的范围，说是品尝高端白酒或者红酒。
   
到场团团坐好以后，主人先让大家顺着座次说几句，介绍自己或企业。一个职位高的熟人先说，自我介绍后加了一句，欢迎大家以后找他。然后一个个都这样说了，气氛一下子融和，陌生的隔阂很快消去。
   
然后主人介绍产品，说营销故事，描绘发财蓝图，大家互加微信。气氛热烈高涨时，主人兴奋地告诉大家，这是他们的第129个营销型群体，从今天开始运作。然后请大家入席吃饭，一起举杯……
   
人到此时，就只恐自己是后来者了，有一种意愿和动力从内心涌出……
   
很熟悉这类套路，所以我是不会坐进去的，和朋友打个招呼，也不加微信，就坐一边喝茶，一会儿走人。
   
现在参加干院和各类培训班，大抵都是这样的开局。人须得先融入一个群体，才能够放下自己，放松戒备，随后新东西就比较入脑了。
   
营造新的环境让人融入，是第一步；让新环境中的人群互动起来，是第二步。人类的好胜和上进需要参照系，新群体就是这样的参照系，于是一部分人就天天向上了。
   
“文革”中全民都这样，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批判会，诉苦会，形成了目标价值观一致的“参照系”，确认自己是价值主体中人，然后“最高指示”都像是对自己说的了。
   
其中，诉苦最能打动人心，说出来的放松，听进去的对比着当下就有幸福感了，然后感恩拥戴，愿意还决心做什么什么。
   
如今普遍被控诉的知青上山下乡，一开始绝对是踊跃报名的，写血书要求去的也不少，等这批人随后吃够了苦头，就要动员着去了，最后是“敲档次”，该谁谁去。
   
父亲当时是“反革命”，“黑五类”，周日带着我们子女在家高唱语录歌，一样唱的放松，社会的价值观如此，谁会把时尚当做荒诞？
   
尚有印象的1976年，我们已经隐约觉得“文革”日暮西山了，依然为领导们的去世感到伤心而渺茫。
   
所以今天我们看不懂人家，犹如当年人家看不懂我们。而今天的我们，同样看不懂当年的自己。还好当时懵懂，清醒的就难活了。
   
别说“文革”不是恐怖，上海虽然还算平稳，但“工总司”强攻“上柴连司”时的惨烈，“消防革委会”荡平“公安革委会”之后，几十辆消防车在上海街头的游行，还是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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