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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师失去联系是因为那次关于他的落政调查，那是件我一直在遗憾着的事情。其实当时我就应该回避的，但我经验不足，稍一热心，反而割断了原已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那层一直美好的关系。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是组织部门工作的高峰期，日常繁重的干部工作和组织工作轰轰烈烈，外面看不到的但最烦人和最耗时间的就要算干部离退休工作了。特别是个中当事人要求更改本人参加革命工作年月的工作，因为战争时代的残酷和环境恶劣，很多干部就连自己的生日都记不清了，有的干部档案中干脆有三个生日。没办法，中国人记生日，阳历阴历的交叉，日子容易搞错。也有因为当年不到参军年龄，革命热情一高就虚报岁数参军了，今天想明白了就要求以实际年龄离休的。那就得组织部派人一件一件地去核实，难度极大，但又不得不办，因为这涉及到组织和个人的利益。
   
还有一件烦人耗时的小众工作就是“落实政策”工作了，那是没有一件好搞的，当然最后我们都慢慢地解决了。但其中有一封来信让我给办砸了，令我十分难堪。信是我的一位老师写给我的，字迹很熟，要求区里落实政策，解决他的离休问题。
   
他是我读卫校时的语文老师，读书时知道他以前的官做得很大，参加过解放前上海的学生运动,加入过解放军和志愿军，抗美援朝回来后任上海一家军工大厂的政治部主任，以后查有政历问题被清除出队伍了，后来调卫校任我的老师。按规定我应该回避这件事,但从信是给我的信息来看，老师显然希望我过问此事的，我想我不能一避了之。
   
我对他的情况了解仅止于学生时代的道听途说,我只知道老师的学识渊博，文学底子很深，人也有些狷傲。他任我班的副班主任，但每学期的学生评语他却只挑几个他喜欢的学生写，其余的学生空白。老师不喜欢说话，功夫都在肚子里。课上得并不生动，但板书写得很好，偶尔在课后会和我们几个班干部开个玩笑。
   
他很关照我，特别给我开了“小灶”，每天让我译一篇古文。他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油印小字条，基本都是先秦诸子的内容，每天给我一张让我翻，我译完后交他批改。他对我说，做中医的古文功底很重要，而学古文就得多练。就这样近两年的“小灶”下来，使我的古文基础大有长进，为我以后的中医理论提高和学术研究做好了准备。
   
毕业后我留校，但老师已调走，去了区业余大学。不久，他的几本学术专著也出版了，我常去他在静安区的家中看望他，每次我们都谈得很高兴。他好像特别喜欢我，我临近毕业时，他曾特地将自己在青年时代买的第一本书《柳宗元散文集》送了给我，勉励我继续努力提高。还特别关照我不要满足于小聪明，要有大智慧，而大智慧一定来自苦功夫。在以后我的发展中，他的这些话一直在激励着我。
   
然而，就这样的师生关系，最后由于他的落政问题而中断了，十分可惜。事先我们都没通过电话，他写信要求落实政策，解决他的离休问题。我也很想帮老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负责的工作，我怕别人草率了事。部里重要的调查都是我自己操办的，老师的事情拖的这么久了肯定有难处，就更应由我自己认真去办了。我和区委分管书记和部里的同志讲清楚他是我的老师，但我打算自己查，书记也同意，反正事情最后总是要一一过堂的。
   
但负责此事的老科长却暗示我别管，说以前部里已查过多次了，只是老师的申诉一直没有停过。我有侥幸心理，没有接受暗示，尽管那老科长和我关系不错，我还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可能有疏忽的地方，要求一切推到重来，认认真真的重新查一遍，一定要查到所有活着的直接证人和书证。于是，一个尘封的故事渐渐展开：
   
我的老师，当年一个穷苦的上海高中学生，积极靠拢地下党组织，积极参加“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是个骨干分子。后因身份暴露，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和其他几个同样暴露了身份的学生一起转移到苏北解放区去。
   
转移的过程很艰难，青年学生们是步行着离开上海去苏北的，但大家革命热情高涨，路上临时党支部的活动频繁。阴差阳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临时党支部书记以为由地下党转移出去的人都是党员，组织生活也就大家一起参加了。老师则认为，他接受地下党的任务，冒着危险，抛头露面，以后又让他转移，又让他参加临时党组织生活，他也就是一个党员了，从此再也没有提出过入党申请。
   
这个问题一直到“文革”中才被发现，说他是假党员就被清除出党了，而这也成了他不能享受离休待遇的根本原因。他申诉的就是这件事，他认为按政策，即使他不是党员，依然可以享受离休待遇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才去查为什么他不可以离休？
   
不是党员也是可以离休的，问题是这不是党员的故事是由另一段故事引发的。老师到了苏北解放区以后，因为文才好，就当了战地记者。解放后他所在的炮兵部队被整编成志愿军到了抗美援朝前线，他参加了很多战斗，目睹了巨大的伤亡，自己也出生入死。他曾经告诉过我当炮兵的残酷，你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排山倒海的炮弹就飞来了，人可以整团整团地被报销。后来他回上海治疗被爆炸声震坏的耳朵，住院时和一个美丽的女医生坠入爱河，再也没有回过部队。当时部队调动频繁，管理也不规范，部队居然也没有去找过他。
   
他滞留不归以后的身份一直没有解决，但是已经决定在上海成家的他找到了一位当时正在市政府安排部队转业干部的表叔，自己拿了一张表填了后就成了军转干部。按说此事这样过也就过了，可能是恋爱中的人心气易高，他随手将自己的行政级别提高了几级，工资标准也高了许多，以后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东窗事发的。
   
在解放后例行的干部清查工作中，发向他原先部队的调查函有回音了，证明有其人，但不是这个级别。上海有关方面再深入调查，也就发觉了他因病来沪治疗滞留不归部队的事情了。本来抗美援朝结束，部队回国后建制也打乱了，偏偏这个行政级别敏感，而偏偏他又错了，于是就扯出前面的一堆事来。
   
入党问题也是这样，他填写的入党时间是在上海参加学运时候入党的，但是没有留下任何材料，按他提供的入党介绍人去问，人家说他当时只是党外积极分子，还没有入党。我很努力，问了能够找到的每一个人，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他当时办过入党手续的。其实他到了解放区再入党也是一样可以离休的，老师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享受离休待遇，我也很想帮助他，可是没办法。
   
也就是在我认为即使他没有入过党也不妨碍他享受离休待遇时，我的部下才正式向我亮出了他滞沪不归部队、私自填写转业表和改写行政级别的调查结论和原始证据的，这是老师革命工作中断的证据。按规定，革命工作中断了就不能离休，没有办法的。
   
我问老科长，这些材料你为什么刚拿出来？以致于我在调查老师的入党问题上过多地消耗了精力。老科长说：“是你说要推倒重来的，我知道你希望有新发现，所以不想用材料来影响你的调查。当然，这些原始材料也是在这次重审时才拿到的，以前只有公函结论。”老科长的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他看着我懊丧的样子，就劝解我：“你已经这样做了，不也还了你老师的一个公平吗。”
   
我让老科长去找我老师谈一次话，要客气点，我不想和自己的老师谈这样的话，但是我这样又错了。以后，据我的中医老师对我说，老师对我有意见，认为我是可以帮助他解决离休问题的。我知道他这一进一出的待遇相差很多，但我确实无法做到。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其实，我很理解老师在青年时代的行为的，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的行为，发生在一个青年身上应属正常，这才是一种生活的真实。他为此付出了自己后半生的代价，也是一种壮烈。我真想帮他解决离休问题，但政策如山，谁也越不过去。这件在当年的憾事，换一个角度去看，就是一个人为爱付出的代价。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的，他的家庭一辈子恩爱就是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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