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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老友L说，造化真的弄人，以现在的境遇相比，他们当年外出奋斗，还不如你安分守己的生活。L感慨地说：“我是一个没用人啊。”我说不是，很多事情机缘巧合，自己的选择是不算的。L说：“我主要是不努力，如果努力些，现在情况会更好的。”
   
L是一个聪明人，目前在体制内当中层干部，有“高工”职称，当年单位分过一套房，十年前听我劝又买过一套三房，才4700元一平，中环内的，现在肯定涨了七、八倍了，资产肯定超过那几个当年出去的朋友。当年他也想东渡的，只不过签证环节出了问题，没有获准，谁知因此反到安逸了。
   
那是在1988年，这批朋友比我小六、七岁，大学毕业不久，工作都不错的。正逢国门乍开，社会上“巴拉、巴拉”地起了东渡潮，才二十多岁的他们也按捺不住了。几个人想方设法东渡日本，找关系，寻担保，钱不够，大家凑。于是那一年成为了“送别年”，大家依依不舍的，送别的程序相当长，最后在虹桥机场告别时，我们全家一起去送行，鼻子还有点酸。
   
然后我们就不停地听到了中国人在日本的故事。朋友们在那里，工作很辛苦，钱却是赚得到的，那时我们的工资才一百多点，他们每月可以赚两三千美元，是天上人间的区别了。所以每次他们回来，都会大把大把地花钱，我们也参与了很多聚会，认识了很多在日本打工的上海人，也认识了一些随他们回来的日本朋友，分享了一些他们带来的好处。
   
朋友们出发前，大家凑过份子的，当年都一个穷字，几万元的学费及保证金肯定都拿不出来的，想去日本打工的，家里都没有钱，都是向家里及朋友间凑的。觉得我们的社会学家错漏了这一段历史，平素经济上互不往来的上海人，在出国这件事上高度互助,后来还的是美元，当时的汇率还只是3.7多一点。以后他们寄钱回家，往往在老朋友之间兑换，所以上海人家庭的外汇渐渐多了。后来汇率涨到10，又有机会购买B股了，所以一批人出去，对大家的带动也很客观。
   
可惜欢乐的时间不长，淡于九十年代，止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上海人的“巴拉、巴拉”，到九十年代初偃旗息鼓。以后就是下一代的出国留学了，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人生白驹过隙，转眼当年出去的人都老之将至了，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留下来的人或多或少享受了些“红利”，但是海外收入却还是过去的水平，朋友们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知道有些已经回来，续上了国内的养老金手续，有些还继续在外当“老华侨”，连家庭都没有建立。
   
老友T说：庆幸当时L的签证没下来，否则变成他害人了，担保人是他找的。那次T同时还帮他弟弟办签证的，也没有办下来，现在他弟弟在大型国企当高管，日子过得滋润，他应该庆幸的，否则真的是害人了。不过换个视角看，当时出去的那些人是一种付出，一种探索，成功的也有，只是人数少些罢了。
   
觉得国家不应该忘记这些人的，中国经济第一次转型之时，他们腾出了许多工作岗位，不再消耗国内贫瘠的资源，在外国拼体力、拼劳动，寄回来大量外汇和资金，刺激了国内的消费。九十年代，上海经济起飞，谁说没有这些人的贡献在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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