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老师说起：你们中医班还没有搞过聚会哪。是的，这几年其它专业班级的同学几次聚会，老师可能听说了，也许就有想法，才提醒我的。
   
但我不想再当召集人，散淡江湖惯了，不习惯招呼东，招呼西了。之前有同学提出过，让我召集全班聚会，学生时代，这类事都是我干的，但现在，不想动了。
 
 
还有个原因，我们班召集不起来。当年分配去外地或市郊医院的同学，都不想与过去再见面。
 
 
老师过七十大寿时，上海工作的同学大都去了，我试探性地问过几个同学，他们与“失联同学”还有联系。回应都是，无论如何，他们不想再回到这个集体来了。
 
 
四十一年前毕业，全班30个同学，有8个分配到郊区或外地医院。分配去非上海市区医院的指标是30%，应该是9个名额，还有一个是我，最后阴差阳错地留在上海了。
 
 
其它则比较集中，10个在中医院，连我2个留校，余下的大部分在本区各医院中医科，有2个没当医生。改革开放后，这些同学中，又有3个去国外当医生了。
 
 
这些年来，我班三三两两的有碰过头，十人左右的饭局也有过，但是全班聚会搞不起来。
 
 
私下有听说，当年离开上海的8个同学，日子都过得不怎样。四十年前的毕业分配，让他们与上海“隔座高山隔座墙”，从此心灰意懒。
 
 
那天老师也感伤，说这种事他也不愿意做的啊，全班30个同学，离开上海的指标是9个，他只能一个一个排比着家庭情况挑选人了。
 
 
话说得实在，但当时的政治氛围还是虚假，学校还在号召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求学生干部“撑大旗”，主动些“决心书”，要求去外地。
 
 
我肯定写过“决心书”，公开张贴了，但没能成行。那年的外地是“小三线”，军工企业，我因家庭出身不好，有搞破坏的嫌疑，还不可以去。
 
 
离开的同学，大部分就此“失联”。1976年毕业分配的那道坎，成为他们与班级的分水岭。“包分配”的负面影响，持续了四十年。
 
 
忽而就联想了，这“包分配”与当年的“包办婚姻”有何区别？我们出生在反对“包办婚姻”年代，对封建顽疾的控诉与批判，持续了多年，然后又都被“包了分配”。
 
 
“包办婚姻”是家庭封建，青年男女不能自由恋爱；“包分配”则把小家变大家了，同样是没有自由，还多生了许多是非，造成同学情的割裂。
 
 
所幸“包分配”政策在新世纪初结束，现在的老师，不会再有毕业分配的烦恼了。现在的学生，也不可能因此而恨老师一辈子了。
 
 
老师今年已78，我们是他带的第一个中医班，儒医暮年，对学生的思念肯定浓郁。还是叫在上海的同学聚聚吧，一叫也有十来个，班级的裂痕，怕是难愈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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