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这本书我一直很喜欢,文章辽远深邃,精辟入微,可以使人捂卷长思。曾经买了许多本送人,而且由此爱屋及乌,十分景仰是书的作者,敬重他的学识,喜欢他的叙事风格。后来学术界曾有人专扣这本书的字眼,说了书中许多的不是,我不屑于这种现象,本是文化的随笔,不是历史考证,何必如此较真呢?
   
因为喜欢这本书,书名就深深地刻在了脑海中,特别是那个“苦”字,把文化的另一面刻划得入木三分。由此感悟,一个人如果真的要去追寻文化,过程一定是“苦”的,文化对于人的历炼之“苦”应该不会亚于一个运动员体育训练的艰苦。只不过是后者劳力,前者劳心的区别而已。
   
劳心未必不如劳力苦,读书要“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拜师得要准备“束修”,说不定还要程门立雪。而等那一切都顺利过去之后,还有个穷经皓首的过程,不像劳力者会有个训练结束的时候。而且劳心地去追文化,光有“苦”还不行,还得有才气,讲方法。不是谁想“苦”就能去“苦”,并且可以“苦出头”的。
   
所以,我一直对《文化苦旅》的“苦”字,津津有味,感而叹之。书也翻阅了好几遍,尝苦觉甜。
   
只是最近的一些消息,让我对于《文化苦旅》的“苦”字开始有了另外一种认识。从博客上看到,书的作者曾经是“文革”期间上海著名的“石一歌”写作组成员之一,其笔名为“任犊”的《走出彼得堡》一文,当时我们还认真地学习过,我曾经佩服过作者的才气横溢。“文化大革命”嘛,文化总是容易被瞩目的,何况《走出彼得堡》一文,思路开阔,文笔流畅,在当时的环境里也确实使人耳目一新,所以至今记得。不过,作者断然否认自己曾经是“石一歌”的成员,这就有点过了。
   
因为出于景仰,我们细看过人家说他是“石一歌”成员的文章,也看过他驳斥否认的台词。权衡比较下来,我选择相信他就是“石一歌”的成员,因为他的驳斥否认是那样的虚弱和疲软。其实很简单,他只需说出自己当时在哪里工作,并拉出几位证明人就可以了。时间并不很远,当年“石一歌”的人都还健在,甚至管“石一歌”的人都还在,这样如果传闻真是谣言,也会不攻自破的,但是他选择了简单的否认,所以我选择相信他是。
   
其实是“石一歌”又怎样?调查结论早就有了,一定没啥事的。何况他人已经退休了,名有了,利也有了,曾经官至正厅,荣华又有了。那么为什么他不肯承认呢?猜想可以有很多种,真实却只有一个,藏在他的心底了。但不说可以,从记忆里要抹去却是不可能的,如果事实上是,嘴上又要否认,心里一定是不顺溜的,感觉肯定很苦。
   
没有悔不当初的,当初的“石一歌”风光宜人,能够成为它的成员是一种荣耀。一个“尚文”的时代,年轻人都会做“文学梦”,能够成为市级写作班的成员,绝对是件“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事情。至于后来风云突变,心里可能耻于为伍了,那也是后话,没有什么后悔价值的。当下的话题可能关乎他的形象和人品,原本一个实力派文人,一旦成为偶像派人士,社会对于形象的苛求是客观的,当事人自己的感觉就有点苦了。
   
作者在“石一歌”的时候,应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本是文人,又是聪明的文人,心地也善良,最多不过因为政治需要动动笔杆子,又不代表自己的观点,事实上也没有人去深究他。书照出,官照当,但是他的心里一定“挖煞”,从他的不认账就可以看出,他的心里其实很“苦”。
   
这样我就理解《文化苦旅》的“苦”字真正的意义了,那是一种心情的寄托,一种岁月对于聪明人的煎熬,造化弄人。青年时代,谁能把得住政治风云,看得清社会未来的走势?人生得意须尽欢,有的却是一欢就成千古恨的。其实作者中年以后的命运算是不错了,或者就是因为不错,才有人记起他曾经就是“石一歌”之一的。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如在某次大事以后挺身而出,以名人的身份对民众含泪泣告,而熟人却以此为不屑的。
   
社会的心情很复杂,崇拜强者,但又对强者容易挑剔,不能有过,也很合理。前段时间对文怀沙就是,本是有才的,但是改了年龄和履历,大家的感觉就不爽了。对“石一歌”的追问也是,风光无限的时候,该想着当下相形见拙的老朋友们的。其实,直面历史有何妨?那样就不会觉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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