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华夏文化创意研究中心组织的《城市的复活》一书首发式昨天举行，这个首发式设计得很有创意，就是一场研讨会，研讨的主题和首发式的题材也有关联，“重塑八仙桥文化”，相关于城市更新。来的都是些重量级的人物，同济大学的郑时龄院士，著名海派文化研究领军人物李伦新，复旦大学社会学权威邓伟志和于海教授，日本西山研究会的徐春阳女士和上海文汇出版社的社长，上海科技发展基金会的负责人以及上海社科院的学者等都是嘉宾。
   
首发式选择在淮海中路金钟广场的38楼会所举行，因为它就坐落在八仙桥。据说当年造楼时，工地上曾经挖出过一块八仙桥的桥墩，但是被遗弃了。金钟广场造起来后，因为风水的考虑，造楼者在38楼挂了一口铜银合金钟以镇楼。我初次登楼，在大钟边上驻足了一会儿，搜索着已经沉淀很久的记忆。十八年前，我曾经参与过这座楼开发的前期准备工作。
   
当年淮海中路商业街大改造，动迁了不少区属商业企业，禹鹏区长特地和我说，留下这一块地皮给区属商业，想让他们在这里联合发展的。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楼造起来了，里边却没有一点区属商业的影子，淮海路上很多曾经辉煌的商业品牌，还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窗外正是八仙桥，故地犹在，风光却已经不再了，就连地名也不复存在了。酝酿了一年多的“八仙桥话题”，今天终于开篇，我却心思迷离了。想起了十八年前的几次建筑方案讨论会，我当初是反对在这块地皮上造高楼的，建议区财办造一座“MALL”，类似后来浦东正大广场和宜家的那种块头房，没有主楼，这样整体的商业氛围会更好些，造价也低得多。而且因为周围的高楼已经很多了，这里如果是个盆地，就有了聚宝盆的意味了。
   
区财办初步接受了我的意见，当时我在淮海路的工程上还是有话语权的，但是不久我就离开了，他们还是造起了高楼。当然他们最终没能拥有这栋高楼，造价一高，区里的财力就不能支撑了，必须让别人来接盘，这又何苦呢？当初我就和他们说过投资控制问题，楼高楼低，不仅是美学上的问题，建筑的功能很重要，造价的承受性很重要，欲速则不达，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可惜后来区里没有好好总结，城市开发的形势一片大好，这点小瑕疵大概是无人在意了。
   
并非是事后诸葛亮，在十八年前的讨论中，是考虑到“八仙桥”的存在，想到过要传承“八仙桥商圈”的繁荣的。实事求是说，当时国内并没有“MALL”的概念，我提出的概念是造一栋类似上海中央商场格局的那种商业楼宇，接近于“MALL”。好像还有人提到用“八仙桥”的名字的，因为当时对面还有黄浦区的“八仙菜场”，怕有是非而没采纳。好像有点遗憾的，历史就是这样，得到的和失去的如影相随，于是才有了“重塑八仙桥文化”的话题。
   
首发的《城市的复活》，是一本研究城市更新的学术性专著，由华夏的理事长苏秉公先生任主编，说的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社会学课题——城市的更新。我是从于海教授的研究中知道这个课题的，感觉很切时代的命脉，想不到我们的苏理事长先行一步，已经出专著了。全书的视野宽阔，兼容了很多国际案例，与会专家的评价都很高，日本的西山会长还专门书面发言，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动得很及时。他说：城市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有高潮，有低潮，研究是为了避免波幅太大，希望我们的城市在未来能够相对平稳地向前发展。
   
专家们的发言让我大开眼界，荷生特别提出了八仙桥曾经是法租界商业的源头，当年淮海路就是这样利滚利地由东向西发展过去的。老郑希望我也说几句，我还正有感想：认为城市更新的第一步有很大的自发性，很难有完善的计划和预谋的。在城市改造突破，百废待兴之际，文化不可能是一面首先举起的大旗，当然关注文化的时机启动也不应该太迟，对八仙桥文化的关注，也许就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价值。
   
在一个首发式上引出的话题，是城市更新过程中，文化脉络如何传承的问题，有难度但有意思。邓伟志先生说：在卢湾区的那些小马路上，曾经走过的人还真不少，杜月笙、黄金荣这些大亨不说，涉及国家命运的更有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还有很多，曾经都在这一块小地方的路上走来走去的，想想有多少文化价值？
   
八仙桥的话题，意义远在一个地名之外。不知当年为什么这样命名的？因为八仙过河不需要桥的，八仙的出名，就在于各自的过海绝活。连过海都不成问题，又岂在江南的几条区区小河？看来不应该这样去理解的，在1875年之前就有的那几座八仙桥，或许是当年老百姓为了感谢为民造福的造桥者而这样叫的。从前的修桥就是做好事，除了外白渡桥以外，很少有收过桥费的，更不会有“过桥收费，收费还贷”的说法。八仙桥的意思，可能就是民间感恩的寓意，我是这样猜想的。
   
用微信扫一扫，或复制链接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