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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夏，我和姐姐从宁波乡下返回上海读书。姐姐插入卢湾区第三中心小学读四年级，我插入济南路第一小学念二年级。家住自忠路112弄1号，去济南路上学要经过自忠路132弄。
   
我在乡下的那两年里，小姑已经结婚，生下了表弟小吉。小姑的新家在嘉定，姑父是上海科大的老师，他们在嘉定有宽敞的新工房住。在上海，他们住宴心寺东侧隔壁，是和寺里同一个楼梯上下的。
   
奶奶当时跟小姑住，我一回上海，母亲告诉我奶奶的住处，我就直奔宴心寺了，看见表弟正在洗澡，水花洒的四处都是。然后奶奶领我进了宴心寺的大门，把我介绍给主持师傅，不知为什么，明明是和尚，大家却管他叫师太。
   
宴心寺是楼中寺，没有山门，没有护法诸神，三楼的两侧都住着居民，中间的大客堂是寺庙，供着几尊佛菩萨。供桌的外边是几张八仙桌，每张八仙桌边配着长条凳。和尚就师太一个人，每天晨钟暮鼓，焚香点灯，吃斋念经。每年几次做法事的时候，师太不知从哪儿请来八九个法师，穿上袈裟，摆上法器，梵音于是响彻寺庙。
   
这样的日子，是我们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候，我下午一放学就去，探头探脑地偷看着和尚念经。不过就是八、九岁的年龄，还什么都不懂，但知道这是个神圣的时刻，平时和蔼的师太此时一本正经地和众僧侣一起诵读经文。
   
那一段时间，我下午一放学不会回家，总是先去小姑家看奶奶和表弟。然后，奶奶将我捺在师太寺里的八仙桌上做功课，慈祥的师太常会将供奉菩萨的糕点、水果拿一些给我这个小馋鬼吃。其实，这也是我喜欢去宴心寺做功课的原因之一。
   
师太人真好，整天笑呵呵，不是诵经礼佛，就是自己做饭烧菜。他对我很好，每见他对我微笑的时候，我就会老老实实地做功课。闲余的时候，我会缠着师太问东问西，最稀奇的，是师太手中的鼻烟壶。他时不时地会掏出一点鼻烟来搁在虎口上，然后一吸，几个喷嚏之后，精神抖擞。曾经我偷吸过一口鼻烟，趁师太没注意，掏一点出来，依样吸了。那感觉就像吸了一口辣椒面，鼻腔辣如火灼。
   
就这样，放学后除了学校安排的小组学习和小队活动，我基本是在宴心寺过的，和师太早就很熟，荏苒就是二年。
   
66年，“文革”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初期的口号，在我家遭受不幸之后，噩运也降临到师太的头上。那年我才小学四年级，学校已经停课。一天，宴心寺弄堂口人山人海。我钻进人丛一看，寺里的菩萨等都已经被红卫兵搬了出来，准备点火焚烧。
   
师太站立一旁，垂头不语，听任红卫兵吆五喝六。突然，火被点着了。只见原本老实的师太一下子像发了疯一样去火中抢东西，红卫兵们拦着他，师太在凄冽地叫喊着，挣扎着要去扑灭烈火，抢救法物，红卫兵架住了他……
   
那时，我才10岁多一点，对于红卫兵、大串联还好奇，但他们对于菩萨、对于师太的做法却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不灭的印痕，师太痛苦的表情和悲愤的挣扎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中。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师太，据奶奶说，师太去乡下了。宴心寺的房子也陆续搬进来几家住户。同时，因奶奶和表弟也回嘉定住了，我也就不再去那里了。宴心寺没了，但弄口的牌匾一直没动，直到新世纪初，新天地动迁，宴心寺及周围的房子一起被拆除。
   
以后，我去看过，宴心寺的旧址应该在新天地太平湖东侧的绿地上，那只变电站位置的稍后稍西处。我一直在想着，那里原有一座寺庙。一直记着，那个地方上，曾经有一个对我很好的师太在念经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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