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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秋，百盛大楼基地的动迁工作紧锣密鼓。为了上海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作为淮海路第一个大型商业改造项目，黄市长要求必须在年底开工，他要来参加开工典礼的。
   
区里不敢怠慢，抽调了全部力量会战动迁，然而还是出了问题。已经11月初了，尚有三十多户居民不愿意走，形势十分严峻。
   
负责动迁的两个高手对区长汇报：年底肯定完不成动迁了，要求推迟开工。区长叫苦不迭，他无法推迟开工，市长逼着呢。只能派我去当动迁总指挥，在最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完成动迁，确保12月31日开工。
   
我惊讶了，从来没有搞过动迁啊。见我面露难色，区长柔软地对我说：“现在也就我们俩可以干这事了。就这事来说，我以为你比我更加合适。”接着说：“总不见得让我老‘将’突出啊？”
   
时隔二十年，我依然佩服区长的毅力和手腕，几番提及，领导笑称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不会忘记。“二手活”一向难干，两个动迁老手都无法完成的事，让我这个新手临时接着干，难度一定是被放大的。
   
借得区长的“上方宝剑”，我可以调动全区资源去啃这根骨头。先逼动迁组列出为这三十多户居民写过条子的官员名单来，给他们一些面子，反过去做工作。几个星期下来，走了二十多户，但是留在后面的工作更难做了。
   
记得一户杨姓居民，老先生是民建市委委员，情绪十分抵触。他说：“1949年，我举着双手欢迎共产党进入上海，以后又一直为共产党的政策举手，现在又要让我举着手离开淮海路，搬到川杨河以南的乡下去？”负责动迁的区住宅办G主任，在我每周召开的动迁例会上，绘声绘色地传达了杨先生的话，打动了与会者。
   
大家都认为，不能太伤了老工商业者的心，在动迁补偿的尺度上尽可能优惠些，原计划给两房一厅的，照顾给他三房一厅。虽然没有人来托过，但人都有恻隐之心。老先生肯定领情，但是就动迁补偿费问题，他和动迁组又起争执。因为他家是私房，他要求补偿费时要算上墙壁的面积。这肯定是无法接受的，无此规定和先例，不能再开口子。
   
老先生很倔，说不达到目的决不搬。但已经够照顾了，在92年，一个毫无背景的家庭在动迁时能够多分到一间房，绝对撞大运的。所以他犯了众怒，等待的耐心很快失去，必须当机立断。动迁组提出，对他家实行强制动迁，我主持的讨论一致通过。
   
第一次主持“强迁”，心里绝对不是味道。但如不果断，年底肯定开不了工的。例会正式审议“强迁”方案时，动迁组提出：一旦实施强迁，就不能再照顾了，只能给他二房一厅，大家都同意。
   
此时我也知道了，“强迁”并不简单，至少需要一百多号人。为了提防有意外发生，和日后可能发生的“诉讼”。强迁人员中需包括公证员和第三方律师，还有摄像师、摄影师和录音员，得记录“强迁”的每一个细节，准备应诉时用。医生和护士，心脏病急救药、甚至还有氧气袋、救护车都得备，就怕有万一。
   
作为动迁总指挥，最后的“强迁”命令得由我下。我希望把对他的优惠承诺延迟到动迁前的最后一刻，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我从派出所调来了户籍资料分析，派人去他的儿子和女儿单位联系，请儿女帮助做工作。告诉他们：我们照顾给了三房一厅；如果强迁，就只有二房一厅了，还不能选择房型。
   
再设法寻找老先生儿女的好朋友沟通，很有效果，老太太和一双儿女都同意走了，只有老先生还在坚持。我们继续努力，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
   
听动迁组说起，老先生的亲戚中有叫xxx的世交，恰好是我的好朋友，赶忙骑着自行车去。我请朋友一定要告诉老先生全家，我们不希望“强迁”，不希望他只拿二房一厅。但老先生也不能因小失大，因他的固执而影响全家利益，我们会等到最后一分钟。
   
确认各路消息全部送到，到了“强迁日”，我还派动迁组的一个负责人和老先生在一起，每隔一小时向他通报我们“强迁”的准备情况和执行程序，敦促他不要意气用事。那天上午，我一直在区长的办公室里听消息。领导也是恼心的，须及时汇报。
   
一百多号人一大早就集结完毕，但说服工作一直在做。约定在12:00正开始行动，老先生还真了得，一直到上午11:45，才松口同意搬迁。
   
电话打来，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强迁”执行人员就地解散。真不愿意执行强迁，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与的“强迁”，就这么有惊无险地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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