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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一个周日，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干部打扮的样子，是来找父亲的。然后他们是一番悄悄密密的长谈，我在另一间房里自顾看着自己的医书，也没管他们讲的是什么。
   
良久，那俩人走了，父亲有点激动地走过来对我说：“儿子，我要平反了，刚才两个人是静安法院来的，是替我落实政策来的。”
   
可能因为年月已久，我对于家庭问题早已麻木，反应并不很强烈，只是稍微地欣喜了一下，问道：“怎么回事？我家没有去找过法院啊？”
   
“大概因为老钟去找了，法院在清理陈案时发现这是个错案，也决定给我平反。”父亲说。
   
“那是好事啊！”此刻我才兴奋起来。
   
“也不全好。”父亲的兴奋中马上就露出点沮丧来，“因为我原来工作的公私合营厂早就不存在了，已经找不到接收单位了。”
   
是啊，父亲在出狱后因为技术好，表现好，一直在劳改工厂留厂工作，当技术骨干，很多吃官司的名人都当过他的徒弟。当年说起这些徒弟时，父亲多少有点得意，但我能够记住的，也就是周信芳的儿子是他的徒弟，而且时间很长，关系也不错。可惜父亲实在太老实，没有发展自己的文化人脉，只是两点一线地过日子。
   
人在有些时候很奇怪，父亲戴了二十一年的“反革命帽子”，居然对那家劳改工厂已经习惯了。眼见得原厂不能回，就提出要继续留在现在的工厂上班。可是留不了，那家厂明确地说了：“一旦平反，必须马上离厂。”很原则的，那不是人呆的地方，一旦蜕壳成人，就应该到“人”的地方去了。
   
静安法院的两个干部倒是不错，就这么来去奔波着，因为不落实好我父亲的接收单位，平反就不算完成，难不成一平反就失业？那时候没单位是没办法生存的。终于，他们和我父亲老厂的归并厂讲好条件，让我父亲平反后到他们厂立即退休，不占在职的编制。也是无奈的事情，正好50岁的父亲就这样退休了。
   
就这样，喜讯和沮丧同来，平反和退休齐到，父亲从此就不用再为国家“做贡献”了。
   
也就是在6年后，我当了区的组织部副部长。曾经感慨过倘是当年我有此等身份，父亲肯定不会提前退休的。但又明白，倘若父亲不平反，我也不可能有仕途的，尽管我不喜欢。就这事，我体会到人生的道路是一种排列，而不是组合。
   
父亲的平反进行中时，我家的气氛就像今年起伏的股市，我们在想着赔偿问题。其实也就是“误工费”或补发工资，5年的官司加16年的减薪，不计利息，不算奖金，政府应该补还给我们2万5千元钱。这在30年前绝对是一笔大数目的钱啊！父亲甚至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过，如果那笔钱下来，就给我5000元。我好兴奋，穷了这么多年，一下子身边有了5000元钱，日子该怎么过？正是听《春天的故事》的时候，我的月薪才50多元，这笔钱一到，我不立马成了阔少了？
   
小人物的梦毕竟是梦，父亲很快就沮丧了。法院告诉他，没有补发工资，国家规定，“文革”以前的案子平反，一律不给钱，父亲的劳动所得就这样“全民所有”了。最后，法院总算给了500元钱的安慰费，说是意思意思，父亲显然很失望，我的阔少梦也随之消散。其实没什么，此时我刚刚在全校卫校中医老师的业务统考中得了第一名。
   
我把父亲平反的消息报告给了单位领导，大家为我祝贺了一下。从此，就有了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开心的日子并不长久，平反后的父亲脾气开始暴躁起来，特别是对我和母亲。原来在家里是我最大，母亲一切以我为中心，家里的两间房子是我一间，他们和我妹妹挤一间。现在父亲显然不满了，开始计较我对家庭的贡献了。事实上，我把工资全交给母亲贴补家用的，但父亲始终不满意，父子开始不和了。
   
其实，我对父亲也开始不满意了，因为他根本不是“反革命”。我印象中的“反革命”总是有些花头的，至少应该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务，小时候听小朋友议论我父亲是“国军上校”，我并没有不爽。革命和反革命不就是政治上的“矢量关系”嘛，个人的能力总是能力。做儿子的从小都会崇拜父亲，想像着父亲曾经英武的样子，生活再艰难，我的心里还是有了一种满足。
   
现在真相大白，父亲其实在“革命”的“矢量轴”上是“正负零零”，也就是今天的一个“农民工”。他在工厂公私合营后当了厂里的工会主席，和私方老板、公方厂长三个人组成了工厂的管理“内阁”，也就是个积极分子了。1958年，伟大的“肃反”运动开始，厂里成立了“肃反委员会”，私方老板肯定不能参加了，父亲作为工会主席算是“自己人”，和公方厂长加上面派来的一个人组成了这个委员会。
   
在排摸“敌情”的时候，公方厂长盯上了父亲的一个酒肉朋友老钟，此人从前当过国军的宪兵。“肃反委员会”内部讨论时说只要此人自己主动坦白登记一下就没事的。父亲在下班后就提示了一下，也算是朋友情。此人第二天就去找公方厂长一五一十地说清楚自己的情况了。
   
公方厂长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业务不行，政治的警惕性很高。他立刻怀疑是我父亲泄了密，但泄密只是纪律问题，公方厂长立刻创造性地想到了这不是泄密，而是一伙“反革命”在共同活动。正好厂里的“肃反”也没有战果，于是一个“反革命小集团”诞生了。
   
然而这个“反革命小集团”是干什么的呢？单个的国军宪兵和这样的泄密行为都不够构成“反革命”罪的，而且之间更没有“交集”，也就不可能是“小集团”。必须找出一个“交集”来，好让这两个人共同升级为“反革命”，而调查下来这两个人唯一的交往就是逢年过节在家里吃个饭，喝喝小酒，那也不是“反革命”啊。英勇顽强的公方厂长深入侦查，终于找到了有力的证据，一个深藏在民间的“反革命小集团”终于浮出了水面。
   
证据就是在一次吃饭时，父亲说了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俘虏了好几万的志愿军战士，那是他听一个香港亲戚讲的。有这件事吗？当然没有！组织上从来没有说过在朝鲜战场上有人被俘虏过，无中生有就是造谣，造谣志愿军被俘的事实不是反革命是什么？老钟的国军宪兵经历原来是构不成历史反革命罪的，但有了这个事实，他的背景就立刻发酵起作用了。于是就成了这个“反革命造谣小集团”的首犯，被判了10年，父亲是从犯，判了5年。
   
父亲后来对我说过，审判的法官连字都不认识，只会签个自己的名字。我感觉很悲哀，悲哀50年代的那一批干部，悲哀那个在造“神”的同时也成批量地造“鬼”的时代，悲哀当年大上海对于“农民工”的“政治款待”，悲哀说真实的情况是造谣，悲哀父亲那“阿Q”式的反革命罪。当然，我们的不和也就是一过性的，大家的心理很快又复衡了。
   
然而我却因为这些悲哀，所以感恩。我感恩政府毕竟没有剥夺我读书学习的机会，感恩一路教育我成长起来的学校和老师，特别感恩邓公小平的拨乱返正，这个历史的剧变给了我们这个家现实的阳光。一直以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很像美国的南北战争，而邓公之伟大，甚至盖过了林肯。
   
因为感恩，我的工作学习劲头一直很大，在以后我自己主持卢湾全区的落政工作时，也像静安法院那两个干部一样，主动积极细心温暖。当然，我的动作力度比他们还要大。
   
转眼三十年了，父亲还健在。人生或有补偿，意义超过那补发工资。就在这三十年里，他尽情享受着原先被剥夺的一切，享受着一个人的尊严和安逸。我们全家都很满足，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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