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初就开始培养年轻人了，每年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批批地招来，我像沙里淘金，从中寻找企业未来的核心和骨干，想把自己积攒的资金、人脉及经验和年轻人的知识、锐气和希望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模式，创造未来。 职业的习惯，凡事以人为重，年轻时就认为“人以群生”，学生和徒弟关乎未来。我的老师陈老苏生先生，是国之一代名医，因为过早就当了御医，后来又被打成“右派”，我就成了他的第一个弟子。后来我又改了行，所以老师的门下稀疏，纵名声再大，也只关乎过去。 男人在家庭之外，有社会平台，是公认的道理。那么退休呢？做公职的朋友，退休了还有个单位，一个商人退休，如果公司不在，就只有家人和朋友了。虽然不缺钱，缺“群”也是个大问题，影响精神健康和生活安全感的…

终于决定放弃，撤销西安分公司，不再留守。七月流火的时候，人员全部撤回上海，和曾经的梦想再见，剩余物资全部原地割舍。商业上的离别，没有缠绵和惆怅，弃船之后的轻松，回头是岸，是阿Q也罢。归去来兮，那一串激动和希望，原就是一场梦，醒了就不再留恋。 就项目而言，这是一次完败，千多万的投资全部支援了西部建设，打了水漂。兴高采烈而去，两手空空回来，没什么可以回避的，失败就是失败，打肿脸充胖子，不如直面相对。事实证明：当初很多朋友的提醒是对的，去就是一种错误。尽管甲秀在商品开发方面还算成功，但商业以盈利为目的，赔钱的买卖，就一个“败”字贴了。 作为一家新入行的公司，当时似乎不得不去，从上海世博会快进快出，虽然理想，也不堪重负，多少得输点钱善后的，…

很多悬念，因为合肥法院的一纸判决而落地了，然而一纸判决又悬浮出新的不解，在从犯张晓军有限的个人信息里，依然有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 之前只是传言，张晓军是瓜家的“勤务”，没说明他拿什么工资，是公家人还是私家人？有点奇怪的，但是不能乱议。传说中瓜家挺有钱的，太太在英国生活了这么久，比照着“英式管家”，家里雇个人料理家务，完全正常。但是判决书里明确地说了：“重庆市委办公厅原工作人员（其家中勤务人员）、同案被告人张晓军…”那是一个占公家编制吃公家饭的，来自先生这条线，于是就引出来了话题。 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多数是公务员，但公务员序列里没有“勤务”这个职务，只有“秘书”，或者就是专门照顾领导个人生活起居的，叫“生活秘书”，还有个行…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伦敦和重庆是两个雾都。尽管后工业化的伦敦早就不见雾了，三峡水库建成后，重庆的雾也薄了些许，但是文化的拖影，还是让这两个城市在“雾都”概念上形成交集。现实中，把重庆和伦敦扯在一起的那些暗算事，就让人有雾里看花的感觉。 一个外商裹着伦敦雾来，没入重庆雾中被杀，如果不是因为核心内线反水，事情也许就云里雾里地过了。现在明镜高悬，把迷雾拨开一个角，法院今天判决两凶手一个死缓，一个9年。前者如猜，后者没有猜中，毕竟不知内情。双凶和他们的家人应该狂喜了，从这样的死穴逃出生天，几乎是一部史诗。一句老话：祖上积德。也许他们此刻正在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但围观者依然一头雾水，各种议论都有。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重庆…

偶尔想到，应该给老父和老母配台手机，七老八十的人，万一在外有点什么，旁人容易找到子女的信息。正好家里手机多出来，但同事说有专门的老年手机，键盘大大的，功能也简单，就新买了一台，红色翻盖的样子，很喜庆。给父母送去，老两口欢天喜地，他们还没有过自己的手机呢。 之前几次问过的，父母都说不要。父亲几次住院，老妹留过手机给两老的，出院后就不要了，说不如电话用起来方便。但如今老父每天要出去走走的，母亲经常去菜场买菜，每月的初一十五，老两口还要去法藏寺敬香，年事毕竟高了，我的担心也慢慢地多了，买部手机让他们随身带着，可以安心一点。 周末教老父老母用手机，很开心的，我自己本只会简单操作，智能手机和普通手机是一回事，安卓和苹果也是一回事。但在年迈的父…

人生在世，朋友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除开家人、亲戚和陌生人，都是朋友，连同学和同事，最后都可以集合为朋友概念的。然而人之一生，朋友又少之又少，真正遇到困难事，往往发现，并没有几个朋友可以支撑的。 所以生活是一部书，是一段段关于自己和朋友的故事，富居深山，贫在闹市，起伏跌宕。事业上往往成也朋友，败也朋友，然后就有了戏剧性和画面感。每个人都有一些关于朋友的故事，从前的人讲给现在人听，现在的人讲给将来人听，在交友上没吃过苦头的人，阅历肯定是不完整的。 一个心仪的朋友，往来不多，但惺惺相惜已久，我看得懂其风云所在，他也明白我的本份。男人间的认可，是动态平衡的过程，我认可他的界面，也是他认可我的函数，所以不会有太多的溢美之词，心心相应是交互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