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感慨了几句衣局长，随后发现一篇美文，说衣局长其实是个不错的人。文章例举了他在很多方面的建树，也坦诚了他的一些不是，希望人们不要以其不是而否定全部，不要落井下石，不要推波助澜。文章的文笔很好，惜怜之心可鉴，想必是知情人写的。可惜我的闲谈已经发出，如果早看到这样文章，肯定不会谈这个话题，君子成人之美。 但既然已经谈了，就没必要矫情，不妨顺着美文谈几句。其实我也认同，衣局长的基本面不至于很坏，官场里十恶不赦的坏蛋毕竟不多。当年上海社保出事，国人也是够兴奋的，然而几个当事人从个人层面看其实都不算坏，至少低于全国的坏损度平均值。至于社保资金是否有损失，肯定不能讨论的，倘若真有损失，官方焉能不说？而那几个人，涉色的有，不色的也有啊？谁会特地…

留心一下，现在体制内的“提干”像是“双轨制”，一轨在内部按老规矩提，比从前多了个公示环节；一轨是向社会公开招聘，笔试加面试的程序繁琐。面试往往有“策论”答辩程序，以了解应聘者见解、应对能力和水平。因为对应聘者不了解，章程就会细一些。其实什么叫做了解呢？让一个低阶官员去担任高阶职位，谁都不可能知道将会发生些什么。 1986年，卢湾区已经试水这方面探索。时正“百废待兴”，需要官员上岗后有创造性发挥，当时叫做“开拓”，而传统的干部考察程序很难把握对象的能力和水平高低。一项新措施应运而生，区委采纳了组织部的建议，让十多个准备提拔的官员根据拟提拔职位的政策环境和工作基础，自己动手撰写“策论”，然后统一安排答辩，通过者再走程序。 事出有因，根据…

想着了过去，就牵出了很多思绪，一个健康的时代，发生过很多在今天匪夷所思的事。 官员“无功即是过”，曾经不是空话，我们认认真真地实践过，让22名政绩和作用不突出，或者暂时还青嫩，需要加强淬炼的处级干部离开岗位，安排到基层去。 严格的“吏治”催人奋进，官场原本可以光明，如果心里真的想着人民，工作一定可以无我。 1986年，针对普遍存在的“不称职干部下岗难”问题，市领导提出要动真格，强调“无功即是过”。我们就认真地前卫了一次，区委和组织部高度一致，要让不称职或碌碌无为者下岗，少数工作中有失误的官员，更应该需要承担责任。 以群众评议为依据，22名处级干部被免职，是一场不小的震动。 区粮食局长是一名刚被提拔的年轻干部，因为决策草率，进了几吨因…

岁末和老鲍一起去长春，在和当地官员一起吃饭时，他介绍了我曾经当着领导的面说的关于当官的一番话，长春的朋友听得一惊一咋。一笑之后，我倒怀念起当时的那种氛围，觉得民主曾经到过我们身边，就凭老鲍提及的那次领导和我的谈话，今天的体制内人肯定很难想象。 1991年，我调任区政府之前，区委副书记翁老师找我谈话：“你要离开组织部了，组织上按例要找你谈一次话的。但你这个人，书记们都不想和你谈，因为你自己想得通的，领导不谈也通；你若是想不通，领导谈了也是白谈。不过话总是要谈一次的，我自告奋勇了，虽然不分管你，但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她说：“你是区里的培养对象，你自己说说看，将来的道路准备怎么走？” 已经和书记们没大没小惯了，我说：“翁老师，你们千万别…

这一段日子，因为一张报纸的命运刺激了很多神经，舆论和意见对几个官员落马的兴趣减却了许多。其实最近郑州翟局长和太原李局长的被处理很耐人寻味，这两个人都是在事发后押后处理的，都是先来个内部处分，不走常见的“双规”之路，怎看都像是上峰舍不得丢弃的棋子，似传说中被斩的马谡，诸葛亮泪光闪烁。 两个新闻人物，曾经都在各自的省会混得不错，都因儿女而现人眼目。翟局长是郑州二七区的房产局长，官并不大，差不多正科级了，但可以靠房吃房，是著名的“房妹”她爸；李局长是太原公安局长，官衔应该不低，多数是副厅，因儿子醉驾又打了交警，然后司机又在外面惹事而被处分。 翟局长在2011年就东窗事发，调查后给了个行政处分，那么多套的房子没有被查出来？是调查人员的能力差…

说真话难，客观地说，这难度毕竟一天天下降。时代在进步，回看三十年，社会言论的开放度已天上人间，即使还有封博、删文、喝茶和谈心，毕竟相对柔性多了，很多逆耳之语，并不需要拼掉身家性命去说。社会的开明过程，本就是官民互动的结果，当官的永远想稳控话语权，粉饰太平；在民的永远想一吐为快，针砭时弊。一来一去的，束缚和禁锢就渐渐地松了，少了。 岁末和老鲍一起去长春，途中两个人回忆了过去同事的那段日子。庆幸都没有说过假话，在八十年代积极奋起的工作环境中，我们身上都还保留着读书人的品性，没有被市侩气污染。老鲍性情温和，但一个老实人也为京城里的事愤怒了，一次和主要领导争得面红耳赤。我比他太平，早被区委安排在家休息了，领导们知道我的思想前卫，不会顺着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