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越来越大，上午去第九医院看口腔粘膜病。从家里走过去也不到2000步路，到医院走来走去地找科室，也走了1500步了。 病人越来越多，专家门诊号根本挂不上，朋友托人帮我加个号，也是大人情了。 那人约定在7楼的口腔粘膜科等，我走进从前的门诊大楼，没有预检台可问。 在电梯前看到，7楼只有一块牌子，是“辅助生殖科”，顿时狐疑，但还是乘了上去，也许专家门诊不挂牌子呢。 到了7楼，门厅里熙熙攘攘，牌子上都是关于生殖的内容，取精啊，精液化验等。马上转身下楼，应该是上错楼了。九院的口腔科全国有名，怎么玩起辅助生殖来了？ 打电话问朋友，九院是否搬了地方？朋友也不知，让我直接问那人。那人说：口腔粘膜科啊，就是7楼，牌子上写着呢。 楼下看见个保安，问他…

城市还飞着些许杨花，空气都过敏的时候，宅在家里看电影最好。无意中浏览下《翻译风波》，居然就放不下了，一口气看完。 一部唯一被允许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内拍摄的影片，也是一部反“毒菜”的和平政治片。故事凄婉曲折，悬念迭起；演员表演精湛，正义感丰满。 最后那些台词铿锵！妮可·基德曼饰演的女主角控诉非洲某国总统，毒菜者祖万尼：他曾经给了我们很多，但后来剥夺的更多…… 影片结束前，她用枪指着祖万尼脑袋，逼他念一段他自己过去写的话。大意是：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他听到了人民的声音，或在呐喊，或是呢喃。 真理的声音，哪怕是呢喃，也能穿透枪炮声。 25年前，祖万尼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者，人民拥护他，信任他。但解放者粘上权力就玩毒菜了，利用军队，滥杀无辜…

对神农架的印象，首先是“野人”。传说听得多，纪录片也看了不少，于是印象建立：有“野人”的地方，大概比较蛮荒，不一定适合旅游。 其次是记忆。1988年春，领中组部课题出差武汉。差事完成后，当地官员要安排我们几个去神农架玩。领队婉拒，说工作完成了就是。始有了印象，神农架该有她的美丽。 婉拒的理由不完全是因为客气，从工作交流中得知，当时因为武汉市计划单列，湖北每年吃中央财政补贴10个亿。 同行的几个上海哥们都是读书人，感慨湖北吃中央财政，古时候两湖总督是肥缺，每年要进贡的。“而今迈步从头越”了，反倒成了“倒贴”的？ 我们不想揩财政补贴的油，课题组成员的平均年龄不到35岁，正愤青情怀，虽然当时还没有“愤青”概念，但心情驱动机制是差不多的。 …

孔教头涉赌的事了了一半。赌债带息已通过朋友还了，一分钱不少，赌场终止了法律追讨程序，然体制的调查才刚刚开始，就算查下来没啥情况，风光也定格在昨天了。 老同学读贴后给我留条，他曾在澳门工作生活了5年，赌场的门一次也没进过。他说赚点钱不容易，不如买块好点的表，话实实在在。 我去过一次澳门，二十年前，我帮了朋友一个忙，他还人情请我去澳门玩。入住酒店后，他就带我去赌场了，说澳门的标配就是赌。 本不喜欢赌，不好意思推却，就随之去开眼界了。朋友带着换了筹码，就在“大家乐”旁边看了，他说这玩法简单。 看了一会儿，注意到有一青年女子，观察一会儿以后，跟了个筹码，居然赢了，她马上走人，头也不回。朋友说：当地有些女人就这样“飞苍蝇”，赢了就走，每天赚些…

孔教头怕是被人摆了一道，这个端午节他被告涉赌，还欠债不还，没有输在乒乓桌上，脸却丢在了赌博台上。 不相信他真的去赌，但玩玩的可能性有的。我们都玩过，去拉斯维加斯和澳门玩， 不涉赌的人很少。我们这如洪水猛兽的赌博，在那些地方是春风杨柳，大路朝天。 多数人的“赌”会限制于100美刀，或者1000港币。赌博的章程是久赌必输，自持是必须的，且不能想赢，想也必输。清楚好坏都是输，不自持就等于捐钱了，冤大头啊？ 当然了，一般游客也输不多，最多刷卡刷爆，手表典掉。没钱的时候，赌场也不可能给筹码玩的。但是名人、官员和大老板就不一样了，可以“刷脸”啊，赌场主动借钱让你赌。 孔教头何等大名？“刷脸”刷个100万新元玩是小意思，在朋友面前，“刷脸”的体验…

在恩施住了四夜，其中一夜在峡谷里，空气真好，风光旖旎。 大峡谷是恩施风光的主旋律，当地官方以“东方科罗拉多”为广告，我倒觉得，恩施就是恩施，大峡谷的景色苍翠灵秀，自成一体，不必用科罗拉多来类比的。 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辽阔遒劲，就像我们的黄土高原，完全是另一门类的主题，不仅是东西方地域的差别。 还有体力问题，去科罗拉多大峡谷，没有人会提醒体力问题的。但去恩施，出发前就有传说，体力可能吃不消，当地人更众口一词，说大峡谷累人够呛。 地陪导游说体力问题，景区导游说体力问题，连着的提醒，几乎都三人成虎了。 没有一个景区会这样提醒的，然而实践下来还可以，不比爬黄山和梵净山累。同行的一批七老八十的上海老人也都从容走完全程，没有一人坐滑竿的。 我…

最典型的“辱华”记忆，当属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旧上海外滩公园门口竖着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了。曾经激怒了多少中国人！我们读书时，常常以此励志，痛恨帝国主义。 然而在上世纪末有学者行文，说没这样内容的牌子。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很多愤怒的批驳，有人列举了诸多名人的回忆，都说亲眼看到过这块牌子。 当然也有不少人支持那学者，人家做过功课，翻出了当时公园门口的告示，就是没有把“华人”与“狗”连在一起的说法。 公园的档案里没有，社会的证明也只是些回忆。以当时上海发达且自由的新闻条件，没有一张照片可以证明有那块牌子，我等读书人就只有自己去判断了。 一个极其重要的“物证”，只凭些名人的记忆而成立，说服力也是不强的，批驳者没有追溯，那…